冬夜来得总是很早，刚过六点，暮色就已深沉如墨。
凛冽的寒风在狭窄的街巷间穿梭呼啸，卷起地面冻结的尘土和零星的废纸。
林·冯·俾斯麦竖起外套的领子，将半张脸埋进粗糙的羊毛围巾里，独自走在前往“知识咖啡馆”的路上。
他的步伐沉稳，脑海中反复推敲着白天与迈尔少校那场意义深远的对话，以及即将面对的那些充满激情却又缺乏方向的年轻灵魂。
争取像迈尔这样迷失方向的旧军人，与引导咖啡馆里这些热血青年，本质上都是同一场斗争的不同战线——争夺人心，理清敌友，为那场推迟的、但必须进行得更充分的最终较量积蓄力量。
“知识咖啡馆”隐匿在柏林大学后街一栋年久失修的四层公寓楼的二层，没有任何醒目的招牌，只有一扇不起眼的、漆成深绿色的木门。
通向二楼的木质楼梯狭窄而陡峭，踩上去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嘎”声，仿佛在抗议每一位访客的重量。
墙壁上，层层叠叠地贴满了各式传单、海报和手写通知——从哲学研讨会预告到激进的政治宣言，从戏剧演出广告到工人夜校的招生简章，它们相互覆盖，争夺着每一寸空间，构成了一幅混乱而鲜活的柏林知识分子生活图景。
推开那扇厚重的、带有黄铜把手的木门，一股混杂着廉价咖啡、劣质烟草、陈旧书籍和潮湿羊毛大衣的气味扑面而来。
伴随着鼎沸的人声，这一切将门外的严寒与寂静隔绝。
咖啡馆内部宽敞却难掩破败。
挑高的天花板上，几盏煤气灯嘶嘶作响，投下摇曳不定的昏黄光晕，勉强照亮了整个空间。
墙壁上原本精美的石膏装饰线脚大多已经断裂或剥落，露出底下灰暗的砖石。
巨大的窗户上凝结着厚厚的冰花，模糊了窗外的夜景。
整个大厅里挤满了人，大约有五六十位。
他们分散在磨损严重的皮沙发、坚硬的靠背椅和窗台边，或坐或立，形成一个个激烈讨论的小圈子。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智力激荡与政治焦虑。
“冯·俾斯麦先生！”
“您竟然真的来了！”
恩斯特·霍夫曼的声音穿透嘈杂，他敏捷地穿过人群，热情地握住了林的手。
今晚他依旧穿着那件标志性的褪色蓝色工装，但眼睛里燃烧着比平时更炽热的光芒。
“我们都等着您呢！”
“来，这边请，几位核心的朋友都到了。”
他引着林走向一个相对僻静的角落。
格特鲁德·诺依曼正和一个瘦高、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低声交谈，面前摊开着一本写满数学公式和潦草政治笔记的笔记本。
看到林过来，她立刻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脸上浮现出混合着崇敬与羞涩的红晕。
“这位是瓦尔特·兴登，”霍夫曼介绍那位瘦高的年轻人，他的手指尖还沾染着未能完全洗去的黑色油墨，“我们《觉醒》周刊的主编，也是柏林大学印刷社的负责人。”
瓦尔特站起身，他的动作有些拘谨，但眼神异常锐利，仿佛能穿透表象。
“冯·俾斯麦先生，久仰。”
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有力，“您关于‘主要矛盾’和阶级力量分析的几篇手稿，在我们的小圈子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尤其是您对当前‘战略防御阶段’必要性的论述。”
林微微颔首，目光随即落在角落阴影里坐着的一位沉默的中年人身上。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但纽扣扣得一丝不苟的深色外套，双手粗大，指节突出，布满新旧伤痕和老茧。
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自有一股沉稳如山的气质。
霍夫曼顺着林的目光看去，声音不自觉地压低了些，带着敬意：“这位是奥托·舒尔茨，西门子stadt（西门子城）大型工厂的工人，也是我们厂里工人代表会的成员之一。”
奥托抬起眼，那双深陷的、带着疲惫却无比坚定的蓝色眼睛锐利地审视着林，他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
就在这时，咖啡馆另一头靠近门口的位置爆发出一阵激烈的喧哗。
一群穿着体面呢子大衣、头发梳得油亮的年轻人正围在一起，情绪激昂地挥舞着手中的《德意志报》。
“耻辱！”
“这是对德意志民族的阉割！”
一个声音高喊着，“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凡尔赛的枷锁，恢复帝国的荣光！”
“是‘钢盔团’的人，”瓦尔特厌恶地皱起眉头，声音压得更低，“民族主义人民党的急先锋，总是伺机来挑衅，散播他们的复仇主义毒素。”
霍夫曼冷哼一声，拳头不自觉地握紧：“让他们吠叫去吧！”
“等到工人们连最后一点土豆都吃不上时，看看还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们那套‘民族共同体’的鬼话！”
格特鲁德忧心忡忡地补充道：“不能小看他们，瓦尔特。”
“我表弟在夏洛滕堡工学院，他说那边很多技术学生都被他们拉拢了，认为强大的军队和民族复兴才是德国的唯一出路。”
一直沉默的奥托突然开口，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却像锉刀一样有力，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在车间里，在流水线旁。”
“工人们每天面对的是机器、是定额、是监工冰冷的眼神。”
“他们最关心的，是下周的工资够不够买面包和煤炭，是孩子的咳嗽什么时候能好，是房东会不会因为拖欠租金把他们赶出去。”
他转向林，目光如炬，“冯·俾斯麦先生，我读过您写的关于工人状况的分析。”
“我想知道，除了深刻的分析，您认为我们当下具体能做什么？”
“工人们不能再承受一次像十一月那样被出卖的结局了。”
林在奥托身边的空椅子上坐下，身体微微前倾，表示对这位工人代表的尊重。
“奥托同志，”他用了这个在此时此地颇具分量的称呼，“我见过波茨坦广场排队等待救济汤的人龙，也见过蒂尔加滕公园里露宿的失业家庭。”
“而今天白天，我刚刚与一位在凡尔登获得铁十字勋章、如今却只能在大学走廊里擦地板的汉斯·迈尔少校谈过话。”
“啊，那些当兵的。”
奥托的语气复杂，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隔阂与历史的积怨，“在工厂大门口，我们和他们的人发生过不止一次冲突。”
“他们觉得是我们这些‘罢工者’和‘赤色分子’导致了前线的崩溃和战败，我们则认为他们是容克和资本家拳养的打手，随时会调转枪口对准我们。”
“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敌人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林环视着围拢过来的霍夫曼、瓦尔特、格特鲁德以及其他几个悄悄靠近、认真倾听的年轻人，“这些统治者最擅长的伎俩，就是分化瓦解。”
“让工人与士兵对立，让失业者与在职者相互怨恨，让本土德国人与外来移民相互敌视。”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工人、士兵、破产的手工业者、朝不保夕的知识分子们——”
“我们共同的敌人，从来不是彼此，不是街垒对面的法国人，更不是谈判桌旁的协约国政客。”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那个制造了战争、催生了贫困、并依靠我们之间的分裂来维持其统治的腐朽制度本身。”
“是那些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在通货膨胀中投机倒把、并试图用民族主义的旗帜掩盖剥削实质的大垄断资本家和容克贵族集团。”
瓦尔特激动地用沾着墨迹的手指敲了敲桌面，发出沉闷的响声：“说得太对了！”
“看看斯汀尼斯、克虏伯这些家族，他们的财富在战争中翻了几番！”
“现在马克像雪崩一样贬值，他们却趁机吞并中小企业，囤积居奇！”
那个一直在做笔记的年轻人，后来林得知他叫弗里茨，是法律系学生，此时急切地追问：“理论上的敌人我们清楚了，冯·俾斯麦先生。”
“但具体到行动策略呢？”
“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已经彻底倒向了旧势力，我们该如何重新组织起来，避免重蹈覆辙？”
林沉吟了片刻，目光扫过每一张充满期待和疑虑的脸，选择着最恰当、最不易被曲解又能指明方向的词语：“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更有生命力的组织形态。”
“它不应该是一个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只知道发号施令的官僚机构。”
“而应该像人体内的‘毛细血管’网络一样，真正扎根、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微观层面——每一个车间、每一个兵营、每一个街区、甚至每一个大学的研究室。”
奥托粗壮的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捻动着，显示出他内心的专注与思考：“‘毛细血管’？”
“请说得更具体些。”
“比如，在西门子stadt，”林看向奥托，“可以尝试组织不显眼的工人学习小组或互助会。”
“学习内容不仅是马克思的经典着作，更要紧密结合当前工厂的实际——”
“如何分析生产成本与工资的关系，如何识别管理层分化工人的手段，如何将经济要求与政治觉悟结合起来。”
“在退伍军人和失业者中，”林的目光变得深邃，“需要有可靠的同志，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和事例，去耐心说明，夺走他们工作和尊严的，不是要求生存权利的工人，而是那个系统性地制造失业和贫困的制度。”
“我们要帮助他们把愤怒的矛头，从身边的‘他者’转向真正的罪魁祸首。”
霍夫曼忍不住插话，眼中闪着兴奋的光：“在大学里，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毛细血管’理念落实！”
“不仅仅是组织沙龙和辩论，还可以成立更小范围、更专注的研究小组，分头研究经济数据、法律漏洞、军事组织，为未来的行动提供扎实的依据。”
“我们的《觉醒》报也可以改变文风，刊登更多反映工人、士兵真实生活的报道和分析……”
就在这时，咖啡馆那扇深绿色的木门被“砰”地一声猛地撞开，沉重的声响瞬间压过了室内的嘈杂。
“听说……”
“这里有群躲在温暖咖啡馆里的老鼠，在散布恶毒的赤色谣言，诋毁我们前线士兵用鲜血换来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