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旧势力集团的彻底覆灭，澳大利亚联邦仿佛卸下了一副沉重的镣铐，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轻快姿态，迎来了二十世纪的第一缕曙光。从1899年末的审判结束到1900年全年，成为了这个年轻国家历史上一个名副其实的黄金开端。内部政治斗争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席卷全国的、聚焦于建设与发展的昂扬热情。
堪培拉联邦宫的书房里，亚瑟处理日常政务的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曾经让他耗费大量心神去平衡、去制约的内部阻力不复存在，国家机器在他的意志和规划下高效运转，如同加满了润滑油的精密引擎。来自各个部门的报告，不再是问题和挑战，而更多地变成了令人欣喜的进展和突破：
财政部的报告显示，联邦财政收入持续稳健增长。卡尔古利金矿的稳定产出、铁路带来的物流效率提升以及工业发展带来的税收增加，共同支撑起一个健康的财政状况。首次突破年度三千万镑大关的收入，不仅足以覆盖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甚至开始有显着盈余。马歇尔教授领导的皇家银行，正计划利用这笔盈余，设立国家科学基金和教育基金，为国家的长远未来进行投资。澳元的币值在国内保持稳定，在国际上也开始获得初步认可，悉尼和墨尔本正逐渐成为南半球重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国家企业信用评级系统的建立，极大地净化了商业环境，吸引了更多来自英国本土和美国的长期、稳健的投资，而非短期的投机热钱。
工业部门的报告更是鼓舞人心。纽卡斯尔钢铁厂的二号高炉顺利投产，钢铁产量翻了一番，不仅完全满足了国内铁路、建筑、桥梁和机械制造的需求，甚至开始接到来自新西兰、荷属东印度（印尼）乃至美国西海岸的少量特种钢材出口订单。科克图岛海军造船厂内，悉尼号巡洋舰的船体已经合拢，正在进行内部舾装，预计可在1902年正式下水服役。同时，在亚瑟的亲自过问和冯·贝克的秘密指导下，一个专门研究潜艇技术的海军水下作战实验室已经成立，开始进行早期潜艇原型艇的设计和测试工作。
铁路委员会的报告则描绘了一幅流动的画卷。横贯大陆铁路的运输量持续攀升，东西部之间的货物运输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以上，成本也大幅降低。这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西澳的小麦、昆士兰的蔗糖、南澳的葡萄酒得以更便捷地运往东部沿海的主要消费市场，也带动了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围绕着铁路新建站点涌现出的小城镇，如同珍珠般点缀在广袤的内陆，吸引着新的移民和投资。全国铁路轨距标准化改造工程被列为下一个五年的重点基建项目，其巨大的工程量和经济效益预期，进一步刺激了钢铁、水泥和机械制造等相关产业。
农业与水利部门的报告则预示着未来的丰饶。作为雪山工程的前期项目，几座位于大分水岭西麓的小型水库和配套的灌溉渠系开始发挥效益。部分曾经饱受干旱困扰的内陆农场，实现了小麦和水果的稳定丰收，证明了大规模水利改造的可行性。由威廉·法雷尔教授团队从世界各地引进并改良的耐旱作物品种和旱地耕作法，在联邦农业技术推广局的努力下，正被越来越多的农场主所接受和采纳，澳大利亚的农业正在从靠天吃饭的粗放模式，向更科学、更具抗风险能力的现代农业转型。
科技领域更是捷报频传，成为这个黄金时代最耀眼的亮色。尼古拉·特斯拉领导的国家电力网络已经覆盖了所有州的首府和绝大部分工业重镇，堪培拉更是作为典范，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实现市政电气化照明和动力的首都。联邦广播公司也初步建成了覆盖全国主要人口区域的无线电广播网络，通过统一定时播报新闻、天气、市场信息以及精心制作的教育和文化节目，联邦的声音第一次可以清晰、同步地传达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向心力和文化认同感。
皇家理工大学在查尔斯·斯泰因梅茨等世界级科学家的带领下，迅速崛起为南半球乃至全球范围内不可忽视的科研高地。他们在高压输电、无线通信、合成化学、地质勘探和冶金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许多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国家的工业和国防建设。
劳伦斯·哈格雷夫秘密成立了航空实验室，开始研究载人飞机。
社会层面，虽然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例如悉尼和墨尔本等大城市出现了空气污染、交通拥堵以及不断扩大的贫民窟等问题，但总体而言，社会保持稳定，民心普遍乐观向上。《劳资关系契约》的权威深入人心，在联邦工业仲裁法院的有效运作下，劳资纠纷大多能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和平解决，大规模罢工事件显着减少。
女性选举权的落实和免费义务教育在各州的逐步推广，也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公平性。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充满自信和活力的景象。澳大利亚人，无论是来自英国的老移民，还是新近涌入的欧洲移民，抑或是土生土长的新一代，都开始真正地以自己国家的成就为荣。一种独特的、融合了拓荒者坚韧精神与现代国家自豪感的民族认同感，正在这片南十字星座照耀下的大陆上迅速形成和巩固。
然而，就在这片充满希望的旭日东升景象中，一抹来自遥远西方的、象征着旧时代黄昏的阴影，也开始悄然投下，提醒着人们历史车轮的无情转动。
1900年末，关于维多利亚女王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消息，越来越频繁和具体。这位统治了大英帝国长达六十三年、定义了一个时代的帝国祖母，显然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的每一次咳嗽，每一次觐见的取消，都会立刻传遍全球，引发各方的猜测和准备。
这个消息在澳大利亚社会引发了复杂而微妙的情绪涟漪。
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早期殖民时代、从英国或爱尔兰漂洋过海而来的老一代移民来说，女王不仅仅是一位遥远的君主，更是他们心中母国的化身，是他们颠沛流离生活中维系身份认同的精神支柱。她的即将离去，让他们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和对未来的茫然。一个没有维多利亚女王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仿佛一个时代，连同他们自身的青春和记忆，都将随之而去。
而对于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在联邦建立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来说，女王则更像是一个遥远的、印在邮票和钱币上的历史符号。他们尊重她作为帝国元首的地位，承认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特殊的历史渊源，但他们的情感归属和首要效忠对象，早已是脚下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以及那个矗立在堪培拉、代表着他们自己未来的联邦政府。女王的离去，对他们来说，更多地意味着一个漫长旧时代的彻底终结，以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走向更广阔世界舞台的新开端。他们或许会表达礼节性的哀悼，但内心深处，涌动的是对未来的期待。
媒体的反应也清晰地反映了这种代际和观念上的分化。一些仍然由旧派人物掌控、带有浓厚保守色彩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女王的画像，回顾其辉煌的统治和帝国的黄金时代，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往昔岁月的伤感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而以《澳洲先驱报》为代表的、更贴近联邦脉搏的新兴媒体，则在表达对女王崇高敬意的同时，更多地将笔墨聚焦于澳大利亚自身的成就和光明未来。他们巧妙地将女王的去世，解读为帝国向现代英联邦和平演变的自然进程，强调女王治下澳大利亚的成长与独立，本身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遗产之一，而澳大利亚将是这一遗产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最出色的发扬光大者。
亚瑟本人，则处于这种复杂情绪和社会讨论的漩涡中心。作为女王的嫡亲孙子，他与这位祖母之间有着远超普通臣民的深厚个人情感。他清晰地记得，在白金汉宫那个阴郁的下午，正是这位外表严厉、内心却蕴藏着惊人政治智慧的老妇人，给予了他信任和机会，将这片大陆交到了他的手中。没有她的首肯，就没有今日的澳大利亚联邦，也没有他亚瑟的这一切。从个人情感而言，他为祖母即将到来的离去感到真切的悲伤。
但同时，作为澳大利亚事实上的最高领导者，一位成熟的、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考量的政治家，他也无比清醒地认识到，女王的去世，将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性终结，更将是整个大英帝国权力结构和国际关系的一次重大洗牌。这将是他为澳大利亚争取更大国际空间、进一步巩固独立地位、甚至重新定义与母国关系的绝佳契机。他必须将个人情感暂时置于一边，以最冷静、最理性的头脑，去迎接这个历史的转折点。
他一方面下令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参照最高规格，为即将到来的国丧做好一切必要的礼仪准备，包括拟定官方悼词、安排全国哀悼活动、准备派往伦敦的代表团等。另一方面，则秘密指示联邦安全局cSb局长道尔，全面启动对伦敦政局动向的最高级别监控。他需要实时掌握新国王爱德华七世，他那位看似玩世不恭、实则精明过人的伯父伯蒂的真实态度和权力稳固情况，以及英国新一届政府可能采取的对澳政策走向。特别是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力推的帝国特惠制，亚瑟更是将其视为未来英澳关系中最大的潜在变量和博弈焦点。
1901年1月22日傍晚，那个最终的、不可避免的消息，通过送达堪培拉联邦宫亚瑟的书房：“女王陛下于今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奥斯本宫安详离世。”
亚瑟看着那简短的文字，久久没有说话。窗外，夕阳正将最后一抹余晖洒在格里芬湖面上，金光粼粼。一个辉煌的时代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