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这个没有窗户、只有惨白灯光和冰冷铁栅的拘留区内，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刻度。韦恩·霍利斯背靠着潮湿的水泥墙，蜷坐在狭小牢房的角落里，反复咀嚼着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关进这里的？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反复切割着他早已疲惫不堪的神经。他曾是这片街区的一名警察，穿着蓝色的制服，佩戴着闪亮的警徽，宣誓要保护和服务这里的民众。他曾在这座建筑里自由行走，与同事们谈笑，处理着邻里纠纷、小偷小摸，偶尔是更严重的罪行。那时，法律和秩序虽然时有挑战，但依然是这片土地上运转的基石。而现在，他穿着入狱时发放的、散发着消毒水味的灰色囚服，被关在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拘留区内，身份从执法者变成了“被隔离者”，一个需要被管控的“潜在风险”。这其中的讽刺，苦涩得让他几乎要笑出声来。
一切的转折点，清晰得如同昨日。那天，他所在的巡逻小组被派往协助国民警卫队设立的一个临时检查站。任务本是例行公事：维持秩序，安抚民众情绪。混乱中，一个男人，看着大约四十岁，怀里抱着一个看起来只是受了惊吓、但明显没有感染症状的小女孩，可能是他的女儿，试图冲破警戒线。他哭喊着，说他的妻子在家病重，他必须带女儿去找药，言辞恳切，眼神里充满了绝望而非疯狂。一名年轻的国民警卫队士兵，或许是过于紧张，或许是接到了某种不近人情的命令，在警告无效后，竟然直接抬起了枪口。韦恩甚至没能来得及喊出“住手”，枪声就响了。子弹精准地命中了男人的额头，鲜血和脑浆溅了他女儿一身。小女孩的哭声戛然而止，只剩下一种因极度恐惧而导致的、无声的颤抖。
那一刻，韦恩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他冲了过去，一把揪住那名士兵的衣领，对着他，也对着周围那些表情冷漠或惊愕的士兵们怒吼：“你们他妈的在干什么？！他只是想救他的家人！他看起来是感染者吗？！你们的职责是这个吗？！”
后果是迅速且不容辩驳的。他被几名士兵粗暴地按倒在地。带队的长官走了过来，用一种毫无波澜的语调宣布：“该警员情绪失控，存在高度应激反应，有潜在感染风险，为避免危害公共安全，立即实施强制隔离。” “潜在感染风险”——多么完美的借口。他因为目睹了一起冷酷的处决，因为还残存着一点作为警察和人的基本良知，就被贴上了危险的标签，被剥夺了自由，扔进了这个他曾经将罪犯送进来的地方。
“该死……” 韦恩握紧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骨节发出轻微的咯吱声。这一切本不该发生的。如果……如果从一开始，一切就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回忆如同潮水般涌来，带着清晰的、令人痛苦的细节。当所谓的“流感”刚开始在布鲁克林蔓延时，他还在外面日常执勤。最初的迹象并不明显，只是感觉请病假的人多了，药店的感冒药开始脱销。但很快，变化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他亲眼看着这座他所熟悉的城市，每一天都变得不一样。街道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救护车呼啸而过，声音从急促变得近乎哀鸣，最后也稀疏下去。商店的橱窗陆续被木板钉死，空气中开始弥漫起一种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和……某种腐败的气息。
他的工作任务也开始发生变化。最初，是和同事一起，拿着上面发下来的表格，进行所谓的“社区健康调研”。他们需要挨家挨户敲门，询问、记录是否有人员出现突然的高烧和昏迷症状。如果有，他们得到的指令不是救助，而是“标记”，并通知随后赶来的、穿着全身防护服的国民警卫队医疗单位人员进行“转移隔离”。韦恩至今还记得那些被带走的居民家属的眼神，充满了恐惧、不解和一丝微弱的希望，希望这“隔离”真的能带来救治。现在想来，那希望是何其渺茫和讽刺。
接着，任务变得更加怪异和沉重。他和几名同事被指派，协助国民警卫队处理过的“特殊物资”。那是一个个厚重的、完全不透光的黑色裹尸袋，由士兵们从一些居民楼或临时隔离点里抬出来，数量多得惊人。他们的任务，是帮助那些同样穿着严密防护服、看不清面容的医疗人员，将这些裹尸袋搬上专用的密封运输车，运往指定的医院。韦恩曾不止一次地问过带队的长官，为什么需要警察来做这个？为什么是运往医院而不是殡仪馆或火葬场？得到的永远是冰冷的回避和“执行命令，不要多问”的呵斥。他扛着那些沉甸甸的、毫无生气的袋子，能感觉到里面人形的轮廓，有时甚至能感觉到冰冷的湿气透过厚厚的布料渗出来。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在他心中滋生。这些真的是普通的死者吗？为什么要如此神秘且急促地处理？他至今仍然不知道那些裹尸袋里的“东西”最终被送往医院的目的地是哪里，又是为了什么。这个谜团像一块冰，始终沉在他的心底。
更让他警觉的是，在一次全局会议上，一向沉稳的局长，用沙哑而严肃的声音宣布了一条新的授权命令：“所有执勤警员，在遇到‘特殊情况’时，经判断可立即使用致命火力，无需警告。”
“什么特殊情况？” 台下有警员低声问道，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局长的脸色在灯光下显得异常灰暗，他沉默了几秒，才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当遇到不再像人的东西，主动且无法制止地攻击活人时。”
当时，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大多数人脸上都写着困惑和难以置信。不再像人的东西？这听起来像是僵尸片里的台词。韦恩和许多人一样，以为这指的是那些因病毒而变得极具攻击性的狂躁病人，或许类似于狂犬病患者。直到他真正遇到了那些“鬼东西”。
那是一次夜间巡逻，他们的警车接到一个公寓楼的求助信号。当他们赶到时，楼道里一片死寂，只有浓烈的血腥味。在一户人家的门口，他们看到一个身影背对着他们，蹲伏在地上，似乎在咀嚼着什么。同事喊了一声，那身影缓缓转过头——一张毫无血色的脸，嘴唇外翻，沾满了暗红色的液体，浑浊的眼球里没有任何人类的情感。它身下，是一具被开膛破肚的尸体。那东西看到他们，发出一声低沉的、非人的嘶吼，然后以一种僵硬却异常迅捷的速度扑了过来。子弹打在它身上，似乎并不能立即阻止它的行动，除非命中头部。直到那时，韦恩才真正明白局长所说的“特殊情况”是什么意思，才真正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些……活死人，就是裹尸袋里的“答案”，也是那场雨和病毒结合后诞生的恶魔。
而在他被关起来之前的最后那段日子里，情况已经恶劣到了极点。威胁不仅仅来自于越来越多的、成群结队出现的感染者，还来自于那些趁火打劫的帮派分子。法律和秩序在这座被隔离的城市里，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生存成了第一要务，而暴力则成了最直接的生存手段。他有好几个同事，在外出执行任务——无论是上门调研还是试图重新建立交通时，没有再回来。后来有幸存者带回消息，他们不是死于感染者的撕咬，而是死于帮派分子的伏击。那些混蛋抢走了他们的武器、装备和车辆，只留下冰冷的尸体。报警？找谁报警？警察系统自身已经瘫痪，国民警卫队忙于维持那摇摇欲坠的隔离墙，无暇他顾。没有人有时间，也没有人有能力再去履行那套曾经维系社会的法律程序了。
因为末日来了。
这是一个韦恩在内心深处一直抗拒，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社会的契约已经断裂，文明的表象被撕得粉碎，露出来的是最原始、最残酷的生存竞争。而他，韦恩·霍利斯，一名曾经宣誓维护秩序的警察，现在却被困在这个钢铁和混凝土打造的牢笼里。他听着外面隐约传来的、不知是感染者还是人类火并的声响，闻着空气中越来越浓的腐败气味，感受着体内逐渐被消磨的希望。
自由，这个曾经触手可及的东西，现在成了最奢侈的渴望。他不再是保护者，甚至不再是自由的个体，他只是这末日牢笼里的一名囚徒，和其他被关在这里的、眼神麻木的幸存者一样，只能在心底无声地乞求，乞求一个能够离开这里，能够重新呼吸到外面——哪怕是充满危险和死亡的——自由空气的机会。这个机会何时会来？会不会来？他不知道。他只能等待，在回忆的痛苦和现实的绝望中，紧紧地握着拳头，等待着命运的下一步安排，或者，等待着最终死亡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