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的铜驼街被早春的雨打湿，青石板缝里钻出的新草沾着水珠，像给这条百年老街镶了圈绿边。廷尉府的马车碾过积水，溅起的水花惊飞了檐下的燕子，车帘被风掀起一角，露出司马昭沉思的侧脸。
“大将军，钟会、邓艾的捷报已经传遍洛阳了。”侍中荀勖撩开车帘，声音里带着难掩的兴奋，“百姓们都在街头巷尾说，平定巴蜀，天下一统，指日可待了！”
司马昭没有接话，目光落在街对面的酒肆里。几个士子正围着一张案几争论，手里的酒盏碰得叮当作响，其中一个穿紫袍的高声道：“蜀亡，亡于后主昏聩！宠黄皓，远忠良，连姜伯约都受排挤，不灭何待？”
另一个戴方巾的立刻反驳：“不然！依我看，是诸葛亮留下的摊子太烂！六出祁山耗尽蜀地国力，姜维学他九伐中原，纯属自不量力，就算后主精明，也填不上那窟窿！”
荀勖笑了笑：“这些酸儒，就知道纸上谈兵。”
司马昭却微微皱眉：“他们说得，也不全是错的。”
马车在府邸门前停下，刚踏上台阶，就见长史贾充捧着一叠文书迎上来，脸色凝重：“大将军，成都传来密报，邓艾在蜀地擅自封官，还说‘若刘禅愿归魏，当封扶风王’，这……”
司马昭接过密报，指尖划过“扶风王”三个字，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想起邓艾偷渡阴平时的决绝，想起钟会在剑阁与姜维对峙的沉稳——这两个灭蜀功臣，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功高震主”的坎。
“钟会那边有动静吗？”司马昭问。
“钟会弹劾邓艾‘专权跋扈，有反心’，还说姜维旧部蠢蠢欲动，请求留驻蜀地‘安抚’。”贾充压低声音，“属下看，钟会怕是也想占着巴蜀，做个土皇帝。”
司马昭把密报扔在案上，走到窗边望着雨幕里的洛阳宫阙。宫墙巍峨，琉璃瓦在雨里泛着冷光，像一头沉默的巨兽。他忽然想起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汉时，父亲司马懿站在同样的位置，说：“天下未定，民心易变，得蜀易，守蜀难。”
那时他不懂，觉得只要兵强马壮，何愁天下不定？可现在看着邓艾、钟会的密报，听着铜驼街士子的争论，他忽然明白了父亲的意思——灭一个政权容易，灭掉它背后的民心症结难；让蜀地插魏旗容易，让蜀地百姓认魏旗难。
次日朝会，果然如司马昭所料，朝堂上吵成了一锅粥。
“邓艾居功自傲，目无朝廷，当押解回京问罪！”司徒郑冲捶着朝笏，气得白须发抖。
“钟会才是野心勃勃！”太尉王祥立刻反驳，“他手握重兵，又与姜维旧部往来密切，若让他留在蜀地，必成心腹大患！”
司马昭坐在御座旁的辅政席上，看着争论不休的群臣，忽然开口：“诸位大人，可知蜀亡的根本？”
朝堂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司马昭缓缓起身，目光扫过众人：“黄皓专权是病，姜维好战是痛，可这些都是表象。真正让蜀国倒下的，是民心散了。”他拿起案上的蜀地户籍册，“景耀年间，蜀地户二十八万，丁男九万，却要养十万兵。一户百姓，要供三个士兵的粮饷，还要应付无休止的徭役——这样的日子，谁能忍受？”
郑冲愣了愣：“大将军的意思是……”
“邓艾在成都开仓放粮，税减三成，百姓便安了；钟会若学黄皓那套搜刮，就算他打着魏旗，蜀地也会再乱。”司马昭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千钧之力，“灭蜀不是结束，是开始。若我大魏学蜀国那样折腾百姓，今日蜀亡的下场，明日就会轮到洛阳。”
群臣沉默了。他们争论邓艾、钟会的忠奸，却忘了蜀国灭亡最该警醒的，是胜利者自己。
退朝后，司马昭留下贾充和荀勖，在书房密议。
“传我令，”司马昭提笔在绢帛上写下字，“押邓艾回京，削其爵位，贬为庶人——不是罚他，是让他看看，功高震主者的下场。”
贾充点头记下。
“再令钟会即刻班师，蜀地防务交给卫瓘。”司马昭顿了顿，加重语气，“告诉卫瓘，蜀地赋税十年内不得加征，凡蜀汉旧吏，只要清廉爱民，一律留用。”
荀勖有些不解：“留用蜀吏？他们会不会心怀二志？”
“若他们贪赃枉法，留用是祸；若他们能让蜀地百姓安稳度日，留用便是福。”司马昭放下笔，看着窗外的雨停了，“当年诸葛亮治蜀，靠的不是‘汉’字旗，是‘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我们要学的，是这个。”
他想起铜驼街士子的争论，忽然笑了：“那些酸儒说诸葛亮耗空蜀地，却没说他在时，蜀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后来的蜀国丢了这个，才丢了天下。”
几日后，洛阳街头贴出了司马昭的布告，详述平定巴蜀的经过，却没提后主刘禅的昏庸，也没骂姜维的好战，只说“蜀地疲弊，百姓久困，今归大魏，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布告前围满了百姓，有个从蜀地逃难来的老汉，看着布告上“十年不增税”的字样，忽然老泪纵横：“要是早这样，谁愿意背井离乡啊……”
旁边的洛阳百姓拍着他的肩：“现在也不晚，听说卫将军在成都开了归乡通道，还发盘缠呢。”
老汉抹了把泪：“回去！回去看看俺那老屋还在不，开春了，该下种了。”
司马昭站在城楼，看着这一幕，对身边的儿子司马炎说：“你看，百姓要的从来不多。给他们地种，给他们饭吃，别折腾他们，他们就认你。”
司马炎年轻的脸上带着困惑：“可史书上说，得民心者得天下，难道不是靠仁政教化吗？”
“仁政教化，得先让他们活下去。”司马昭指着远处田里劳作的农夫，“你让他饿着肚子听‘仁义道德’，他只会觉得你在骗他。诸葛亮懂这个，所以他先修都江堰，再劝农桑，最后才谈北伐。后来的人不懂，只学他北伐的架势，忘了他脚下的土地。”
司马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目光落在城楼下的铜驼上。那对历经汉、魏两朝的铜驼，驼铃在风里轻轻摇晃，像在重复着一个古老的道理：王朝会更替，旗帜会变换，但民心的秤，永远只称“实在”——称田地里的收成，称米缸里的存粮，称日子里的安稳。
蜀亡的消息渐渐淡出洛阳的喧嚣，街头的说书人开始讲“邓艾偷渡阴平”的奇谋，酒楼里的士子争论“钟会若不反，能否三分天下”。可在司马昭的书房里，那叠蜀汉文书始终放在案头，户籍册上的“绝户”红印，征兵名册上的密密麻麻的名字，像一面镜子，照映着胜利者最该警惕的隐忧。
暮春时节，卫瓘从蜀地传回奏报，说成都的百姓开始补种水稻，绵竹的残垣边搭起了新屋，连姜维旧部里，都有不少人解甲归田，说“这辈子不想再打仗了”。
司马昭看完奏报，提笔在末尾批了两个字：“甚好。”
窗外的阳光穿过窗棂，落在那叠蜀汉文书上，竹简上的字迹在光里仿佛活了过来，不再是冰冷的记录，而是化作了蜀地田埂上的新苗，锦江里的渔船，市井里升起的炊烟——这些，才是比“灭亡”更重要的事。
洛阳的风还在吹，铜驼街的新草长得更高了。谁也不知道，多年后晋朝会重蹈蜀国的覆辙，会忘了此刻“与民休息”的警醒。但至少在这个春天，胜利者从失败者的故事里，读懂了最朴素的真理：民心不是用来“赢”的，是用来“护”的。护不住，再大的功业，也会像蜀地的汉旗一样，在风里慢慢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