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坐在洛阳的书房里，窗外的槐树落了满地枯叶。他放下手中的笔，案上摊着《三国志·蜀书》的定稿，其中《后主传》的末尾，“国亡”二字墨迹未干，像两颗沉重的铁钉，钉在泛黄的纸页上。
“父亲，这蜀汉灭亡的缘由，当真如您写的这般简单？”儿子陈符端着茶进来，看着稿纸上“穷兵黩武，民力凋敝”八个字，忍不住问道。
陈寿接过茶盏，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恍惚间又回到了蜀地的绵竹关。那年他刚入姜维幕府，亲眼看见诸葛瞻的亲兵抱着断矛哭嚎，看见南中兵的藤甲在火中蜷曲成焦黑的一团。“简单？”他苦笑一声，“你可知，这八个字背后，是多少人的血与泪？”
他起身走到书架前，取下一卷《蜀科》——那是诸葛亮亲手制定的法典，竹简上的字迹遒劲有力，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严苛。“诸葛丞相治蜀，以‘严’着称，他说‘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可他没料到，这‘威’若失了‘恩’的平衡，终会变成刺向民心的刀。”
陈符指着《蜀科》中“士卒逃亡，连坐三族”的条文：“这般严苛，百姓怎能不怨？”
“何止百姓怨。”陈寿翻到《李严传》，“李严本是刘备托孤重臣，只因督运粮草延误，便被诸葛亮废为庶人。丞相眼中，律法大于人情，却忘了东州派与荆州派本就心存芥蒂，这般处置，只会让两派矛盾更深。”
他想起延熙年间，自己因父丧未按礼制守孝，被益州派的谯周弹劾“不孝”，险些丢了官职。“蜀汉的朝堂，就像一架失衡的天平，荆州派握着砝码，东州派和益州派只能在秤盘上挣扎。诸葛亮在世时，还能靠个人威望压住，他一去，这天平便彻底歪了。”
陈符拿起案上的《仇国论》，那是谯周归降前写的文章，其中“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一句，被陈寿用朱笔圈了出来。“谯周先生说的‘小国之忧’，是不是指蜀汉明知国力不济，却偏要学大国行事？”
“正是。”陈寿点头，“汉高祖据关中而统天下，是因关中沃野千里，民殷兵强；蜀汉据益州而欲复汉，却忘了益州不过一州之地，人口、物产皆不及曹魏十分之一。可诸葛亮偏要照着大汉的模子打造蜀汉——设三公九卿，置十二州牧，养十万大军，这就像让孩童扛鼎，岂能不被压垮？”
他走到窗前，望着洛阳城的宫阙。曹魏的朝堂虽也有党争，却懂得“量体裁衣”——文帝曹丕行九品中正制，笼络士族；明帝曹叡重农桑，减赋税；司马懿在关中屯田，数年便积粮百万。“曹魏知道自己有多大力气，便挑多重的担子。蜀汉却反其道而行，明明力气小，偏要挑最重的担，连喘口气的功夫都不给自己留。”
陈符翻到《姜维传》，看到“九伐中原，空劳民力”的评语，忽然问道：“姜维将军难道不知北伐耗损国力？”
“他知，却身不由己。”陈寿叹了口气，“姜维本是凉州降将，在蜀汉无根无基，除了北伐，他找不到更稳的立足之法。就像一个人掉进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可他不敢停——停下，便是灭顶之灾。”
他想起沓中之战时，姜维的士兵穿着单衣在雪地里作战，冻饿而死的比战死的还多。那时有老兵哭着问：“将军，咱们打了一辈子，到底为了啥？”姜维说不出话，只拔出剑往前冲。“他的北伐，一半是为了诸葛亮的托付，一半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他没算过，蜀地的百姓和士兵，早就熬不住了。”
父子俩沉默了许久，陈符忽然指着《后主传》中“百姓夹道迎魏师”的记载：“父亲，您说蜀汉的百姓，当真忘了先主的恩德，忘了丞相的教诲？”
陈寿拿起一支笔，在纸上画了两个圈：一个圈里写“生存”，一个圈里写“正统”。“百姓记恩德，也记饥寒。先主入蜀时，给了百姓安稳，他们便拥护；后来年年打仗，赋税重到活不下去，‘正统’二字便成了空话。就像这两个圈，‘生存’的圈填不满，‘正统’的圈再大，也圈不住人心。”
他想起成都草市的王婆，想起贫民窟的李狗儿，想起那些在魏廷减税时露出笑容的百姓。“他们不是忘恩负义，只是活得太苦了。当曹魏递来一碗热饭，他们便顾不得什么‘汉室’了——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正统？”
陈符似懂非懂地点头，又问：“那蜀汉的灭亡，到底是哪一步错了？”
“从第一步就错了。”陈寿的声音忽然沉重起来，“刘备入蜀，以‘兴复汉室’为旗，可这面旗太大，蜀地太小，撑不起。诸葛亮想把旗撑起来，便用律法勒紧蜀地的筋骨；姜维想把旗举得更高，便耗尽了蜀地的血肉。到最后，旗还没举稳，筋骨已断，血肉已枯，一阵风来，自然就倒了。”
他回到案前，提笔在《蜀书》末尾添了一段话：“蜀之亡也，非由一夕，盖因制度失衡，民心渐离。以一州之地，承大国之制，役重而恩薄，兵多而民寡，欲求长久，难矣。”
写完，他将笔搁在笔山上，长长舒了口气。仿佛看见绵竹关的雪，沓中的血，成都城的降幡，都随着这几笔落下，渐渐沉淀在历史的河床里。
陈符看着父亲的字迹，忽然明白：一个王朝的灭亡，从来不是某个昏君或奸臣造成的偶然，而是无数个“错步”累积的必然——错在对自身实力的误判，错在制度与现实的脱节，错在把理想变成了百姓的负担，错在让“正统”的光环，掩盖了民生的疾苦。
窗外的风卷起枯叶，打着旋儿落在地上。陈寿知道，自己写下的不仅是蜀汉的历史，更是给后世的一面镜子：能让王朝长久的，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不是严苛的律法，不是频繁的征伐，而是能否让百姓活得安稳，能否让土地长出希望，能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那个最稳妥的平衡点。
这面镜子，映着蜀汉的兴衰，也映着所有王朝的宿命。就像潮水涨落，民心聚散，从来都有它的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青史一页页翻过，那些关于蜀汉灭亡的议论渐渐淡去，可留在纸页间的教训，却像窖藏的酒，越久越浓，越品越让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