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号”如同一条银色的巨龙，刺破了海西省北部弥漫的晨雾，带着刺耳的风啸声，缓缓减速，最终精准而平稳地停靠在朔京西站的一号站台。
省委书记张瑞年、省长黄松年率领着省委、省政府、省委组织部的主要领导，早已在车厢门口列队等候。
张瑞年特意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他的额头依然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这次考察组的规格之高，不仅关乎一个常委名额的归属，更关乎中央对他治下海西省工作的整体评价，让他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车门“嗤”的一声，缓缓打开。
率先走出来的，是中组部副部长、考察组组长杨山河。
这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组工干部，穿着一件一丝不苟的深灰色呢子大衣，头发花白却梳理得整整齐齐。
他的面容清癯，法令纹很深，那双眼睛透过镜片，透着一股长期从事人事考察工作特有的审视与严谨。
他不苟言笑，脚踩在海西的大地上，每一步都走得四平八稳，仿佛他本人就是“规矩”与“原则”的化身。
紧随其后的，是外交部副部长、考察组副组长陈凯丰。
与杨山河那传统的干部形象略有不同，陈凯丰穿着一件剪裁利落的黑色风衣，身姿挺拔如松。常年的外交生涯赋予了他一种独特的凌厉气场，目光锐利如鹰，即便是在这略显混乱的下车瞬间，他也保持着一种纵横捭阖的从容与威仪。
张瑞年快步迎上前去，双手紧紧握住杨山河的手，满脸堆笑，身子微微前倾：“欢迎杨部长、陈部长莅临海西检查指导工作！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
杨山河只是礼节性地握了握手，甚至没有过多的寒暄，语气平淡得像是一杯白开水：“瑞年同志客气了，既然到了，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咱们就直奔主题吧。”
这种公事公办的态度，让张瑞年的笑容稍微僵硬了一下，但他很快掩饰过去，又转身去握陈凯丰的手。
陈凯丰的手很有力，但握手的时间很短，那种职业性的疏离感，让张瑞年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陈凯丰的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视了一圈前来迎接的队伍。
省委书记、省长、组织部长、秘书长……海西省最有权势的一群人都在这里，脸上挂着恭敬的笑容。
但是，人群中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
杜铭没有来。
按照惯例，作为被考察对象的候选人之一，且只是个副省长，在这种高规格的迎接场合，避嫌不出现是符合规矩的。
但在这个讲究“露脸”和“态度”的官场，大多数人即使不站在第一排，也会想方设法在领导面前晃一下。
然而，杜铭确实不在。
陈凯丰收回了目光，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甚至连一丝失望或探究的神色都没有流露出来。
他整理了一下风衣的领口，在这凛冽的寒风中，嘴角微不可察地勾起了一抹极淡的弧度。
这才是他认识的那个杜铭。
不搞虚的，不搞迎来送往。
这说明，那小子此刻，一定正守在他的阵地上，磨刀霍霍，准备着那份要在考场上呈交的“答卷”。
“走吧。”陈凯丰淡淡地说了一句，率先迈步走向了出站口。
省委一号楼，小会议室。
这里没有成群结队的陪同人员，只有省委书记张瑞年，以及刚下高铁不久的考察组组长杨山河、副组长陈凯丰。三人呈品字形围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清茶和几份绝密的人事档案。
这是一场考前的通气会，也是张瑞年作为封疆大吏，最后一次试图左右考官判断的机会。
张瑞年拿出了那份只有两页纸的考察行程表，轻轻推到了两位钦差面前。
“杨部长，陈部长，考虑到这次考察任务重、时间紧，为了不干扰省里的日常工作，也为了让考察更纯粹、更深入，我们省委建议这次就不搞那些迎来送往的实地调研了。”
他的手指在行程表上点了点：
“我们把考察形式简化为个别谈话。上午，请两位领导在省委会议室与周清庭同志进行深入交流；下午，再安排杜铭同志进行谈话。”
杨山河拿起行程表看了看，微微点头：“瑞年同志考虑得很周到。大道至简，与其看那些准备好的盆景，不如面对面地听听干部的肺腑之言。这种形式我很赞同。”
见杨山河定了调子，张瑞年心中暗喜。他端起茶杯，借着喝水的动作掩饰嘴角的笑意，随即放下了茶杯，身体微微前倾，摆出了一副既是书记又是参谋的姿态。
“既然是谈话，作为班长，有些情况我想先向两位领导交个底，也好让你们在谈话时更有针对性。”
“周清庭这个同志我是了解的。他在省国资委干了多年，这几年是海西国企改革最艰难的时期。他就像是一块压舱石，稳稳地把住了海西经济的基本盘。”
“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稳。政治上成熟，大局观强，从来不搞标新立异那一套。他在工作中讲规矩、守纪律，是个能让组织放心、让老百姓安心的好管家。让他接手常务副省长的担子，省委班子是放心的，下面的干部也是服气的。”
这一番话全是好词，却句句都在暗示周清庭的正统与安全。
紧接着，张瑞年话锋一转，眉头微微皱起，脸上露出了一丝恰到好处的惋惜与担忧。
“至于杜铭同志嘛……”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
“杜铭是个好苗子，这点毋庸置疑。年轻，有冲劲，脑子活，在海城和东州也确实搞出了一些动静。”
说到这里，张瑞年叹了口气：
“但是啊，毕竟还是太年轻了。”
他开始无意地诋毁杜铭，每一句看似是在夸奖有干劲，实则是在指责乱作为。
“杜铭同志的工作风格，怎么说呢，有点像是一把双刃剑。他太迷信个人的力量，有时候为了达到目的，手段比较灵活。在基层，这种野路子或许能打开局面，但到了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这个级别，讲究的是统筹兼顾，是政治规矩。”
“我听到下面有不少反映，说杜铭同志在工作中霸气有余，民主不足。搞项目喜欢剑走偏锋，搞治理喜欢用雷霆手段。虽然短时间内效果明显，但长远来看隐患不小啊。”
张瑞年看着杨山河，语重心长地总结道：
“海西现在的局面很复杂，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是需要一把锋利的刀，还是需要一个稳重的舵手？这是个大问题。”
这番话杀人诛心。他没有直接说杜铭不好，而是给杜铭贴上了不稳定、不成熟、个人英雄主义的标签。在组织考察中，这些标签往往比无能更致命。
杨山河听完并没有表态，依然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淡淡说道：“瑞年同志的意见我们记录在案了，我们会通过谈话去印证这些情况。”
一直坐在旁边沉默不语的陈凯丰，此时正端着茶杯。
他没有说话，只是微微颔首。
张瑞年看在眼里，心中大定。他以为陈凯丰是在赞同他的观点。但他不知道的是，在陈凯丰的心里，这番话翻译过来却是另一种意思——看来杜铭这小子在海西确实是把这潭死水给搅活了，甚至让这位省委书记都感到了威胁。
“好，”张瑞年站起身，意气风发，“那就不耽误两位领导的时间了。我这就让人安排，让清庭同志先过来。”
第一步，走稳了。至少张瑞年是这么认为的。
十分钟后，省国资委主任周清庭走进了那间决定命运的会议室。
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厚厚的汇报本。
尽管他在海西官场摸爬滚打了三十年，但在面对来自北京的考察组时，那份刻在骨子里的紧张依旧让他走路的姿势显得略微僵硬。
杨山河微笑着示意他坐下。
谈话在一种标准、规范且略显沉闷的氛围中开始了。杨山河的问题大多围绕着履历、业绩以及对省委决策的执行情况展开。
周清庭显然做足了功课，他的回答流利而严谨，每一个数据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每一句表态都紧紧扣住省委书记张瑞年的讲话精神。
他就像一台精密的复读机，完美地复述着海西省过去几年的稳定与成绩。
他强调国企改革的平稳过渡，强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建设，强调自己如何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当好这个守门员。
杨山河听得很认真，手中的笔不时在纸上记录。对于组织部门来说，周清庭这样的干部是安全的，是用起来最顺手的螺丝钉。
一直沉默的陈凯丰突然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清庭同志，”陈凯丰的声音打破了这种平铺直叙的节奏，“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和国内产业升级的压力，你认为海西国企未来五年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周清庭愣了一下。这个问题超出了他的准备范围，但他很快反应过来，开始熟练地运用官场套话进行因应。
“我们要紧紧依靠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做大做强主业……”
陈凯丰的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他打断了周清庭的滔滔不绝：“具体的呢？比如在新能源、新材料这些高精尖领域，国资委有什么具体的布局？”
周清庭的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汗。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并没有在场的张瑞年的空座位，然后谨慎地回答：“这些领域风险较大，我们目前主要采取跟随策略，等待省里的统一规划，不盲目冒进。”
陈凯丰点了点头，没再说话。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
周清庭是一个完美的执行者，一个合格的管家，但他缺乏一种身为封疆大吏所必需的东西——战略眼光。
谈话结束了。周清庭起身告辞，背后的衬衫已经湿了一片。他觉得自己表现得不错，没出什么纰漏。
下午两点。
杜铭走进了会议室。
与周清庭的严阵以待不同，杜铭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神色平静得就像是来见两个老朋友。
杨山河看着这个年轻得过分的副省长，眼中的审视意味更浓了。张瑞年之前的“眼药”显然起了作用，他对这个“野路子”干部的第一印象充满了怀疑。
“杜铭同志，”杨山河开门见山，“有人反映你在工作中作风霸道，经常绕开集体决策搞‘一言堂’，特别是在东州光谷项目的推进上，存在先斩后奏的情况。对此你怎么看？”
这是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也是张瑞年给杜铭挖的最大一个坑。
杜铭没有急着辩解，他调整了一下坐姿，目光坦荡地直视着杨山河。
“杨部长，我认为这不叫霸道，这叫担当。”
杜铭的声音沉稳有力：“光谷项目停滞了三年，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部门都在讲流程、讲规矩，却唯独没人讲效率、讲结果。如果我也像他们一样，开会研究、层层汇报，那么现在的光谷依然是一片荒草地。”
“非常时期需用非常之法。”杜铭继续说道，“我绕开的是繁文缛节，维护的是海西发展的根本利益。作为主官，如果在关键时刻不敢拍板、不敢担责，那才是对党和人民最大的不负责任。”
杨山河手中的笔停住了。他盯着杜铭看了许久，眼神中的怀疑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思。他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久违的锐气。
“那你怎么保证你的决策就是对的？”杨山河追问。
“靠调研，靠数据，靠对产业规律的敬畏。”杜铭回答，“更靠一颗公心。”
一直在一旁冷眼旁观的陈凯丰，此刻终于开口了。
“杜铭，”他没有叫同志，而是直呼其名，这在考察谈话中极为罕见，“海西现在的局面，如果让你来操盘，你觉得最大的隐患是什么？”
这不是在考察一个副省长，这是在考察一个省委书记。
杜铭转过头，目光与陈凯丰在空中交汇。
“最大的隐患，不是经济增速的放缓，也不是外部环境的压力。”杜铭一字一句地说道，“而是思想的僵化和路径的依赖。”
“我们太习惯于吃资源饭、吃政策饭，太习惯于跟在发达省份后面亦步亦趋。我们缺乏定义未来的勇气，缺乏在无人区领跑的决心。”
“海西需要的不仅仅是稳定，更需要一场深层次的产业革命。我们要用算力换人力，用芯片换煤炭，用新能源换旧动能。这会很痛，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但这是海西唯一的出路。”
“如果不做，我有把握让海西平稳度过五年；但如果做了，我有信心让海西在未来二十年内，成为中国西部的经济脊梁。”
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杨山河摘下眼镜，轻轻擦拭着镜片，掩饰着内心的震动。这番话的格局之大、立意之高，远远超出了他对一个副省级干部的预期。
陈凯丰嘴角终于勾起了一抹满意的弧度。
他知道，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这不是一个只会执行命令的官僚，而是一个拥有独立意志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
“好了。”陈凯丰合上了笔记本，语气虽然依旧平淡，但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
杜铭转身，向两位考官微微鞠躬，然后从容地走出了会议室。
门关上的那一刻，陈凯丰转头看向杨山河，轻轻敲了敲桌子：
“老杨，这个年轻人，海西这潭水，怕是困不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