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贵的棺木入土,仿佛也一并掩埋了陈秀芝在这个村庄里最后一点明确的身份和地位。她不再是吴永贵媳妇,而是变成了吴永贵家的寡妇。这两个字,如同一道无形的符咒,将她从正常的人伦秩序中剥离出来,推向一个更加边缘、更加孤立的境地。
这种滑落,并非疾风骤雨般的驱逐,而是一种无声的、缓慢的沉降,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里。
在家族的序列中,她变得无足轻重。
以往,即便吴永贵沉默寡言,但他是吴家的儿子,是户籍册上的户主。村里商议事情,分派劳役,甚至分配那点有限的救济物资,总会算上他这一户。如今,户主的名字被朱笔划去,她这个寡妇,仿佛成了附着在家族名册上一个模糊的、可有可无的阴影。族中议事,再无人来征求她的意见,仿佛她的声音随着丈夫的死亡一同消失了。分东西时,她往往被排在最后,拿到的是最次的一份,理由似是而非——你一个人,吃用不了许多。
在村社的公共空间里,她成了需要避讳的存在。
红白喜事,原本是乡村最重要的社交活动。如今,有喜事的人家,会下意识地避免邀请她,觉得寡妇登门不吉利,怕冲撞了喜气。即便是丧尸,人们看她的眼神也带着一种复杂的意味,仿佛她身上带着双重的晦气。她主动去帮忙,主家也多是客气而疏远地安排些不紧要的活儿,不会让她靠近核心的仪式。她渐渐学会,不再往人堆里凑,不再参与任何可能引起注意的公共活动。
经济的困境更加赤裸。
新分到的土地,她一个妇道人家,缺乏劳力,也缺乏耕牛和农具,难以独自耕种。她想学着别人的样子去侍弄,却显得笨拙而吃力。村里组织集体劳作时,分配给她的往往是工分最低、最无需技术的活儿。当她试图向村里反映困难,希望能得到一些照顾时,得到的回应多是敷衍的叹息和克服一下的空话。那克夫的流言像一道枷锁,让人们不愿,也不敢与她有过多瓜葛,生怕沾染了所谓的晦气。
甚至连同情,都带着居高临下的审视。
偶尔有年长的妇人看她可怜,塞给她一把菜或几个土豆,但那眼神里,除了怜悯,往往还带着一丝对她命硬的惋惜和隐隐的戒备。这种同情,非但不能温暖她,反而时时提醒着她那低人一等的、不祥的身份。
她像一颗被遗忘的棋子,从棋盘的中心被挪到了最不起眼的角落。以往,她至少还是某个男人的附属,有着明确的社会坐标。如今,连这层附属的身份都被剥夺了,她仅仅是她自己——一个不祥的、需要被边缘化的寡妇。这种社会地位的滑落,带来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立无援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她必须学会在更狭小的空间里呼吸,用更卑微的姿态,去争取那一点点赖以生存的资源与空间。沉默,成了她唯一的铠甲,也是她唯一被允许存在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