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玲在村部角落的工作，很快超越了简单的粮食产量汇总，触及到了王家坲更敏感、也更关乎每家每户切身利益的领域——分配。
最先找上门的，是几户因田埂界限不清而争执多年的邻里。巴掌宽的田地，牵扯着几代人说不清的旧账，村干部调解多次，都因无法拿出一个让所有人心服口服的分配方案而作罢。一方说当年换地时吃了亏，另一方说对方多占了排水沟的面积，吵吵嚷嚷，几乎要动起锄头。
无奈之下，村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来了张会计，张会计又请来了王玲。
他们将一堆泛黄的、字迹模糊的旧地契、换地协议，以及后来几次粗略测量的记录，一股脑儿堆在王玲面前。那些纸张散发着霉味和历史纠缠的沉重。
玲丫头，村长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不看别的，你就看看这些纸上记的数字，亩数，分毫，帮我们算算，照这些老底子，到底该怎么分，最是公道。
王玲坐在那儿，像一尊沉默的石像。她无视那些充满火药味的争吵，目光只落在那些或清晰或模糊的数字上。她将不同年份、不同来源的数据在脑中拆解、对齐、比对。她不管那些田埂的走向曾经如何，也不问那些口头承诺的真伪，她只相信白纸黑字（或者说，黑字与模糊的印迹）记录下来的、可量化的信息。
在她的思维殿堂里，这些数字被重新构建。她依据各份契据上标注的尺寸，辅以测量记录，在脑海中精准地“绘制”出每一块争议土地的原始形状与面积。然后，她像最公正的裁缝，依据既有规则（那些契据本身蕴含的逻辑），将这些破碎的、重叠的、边界不清的布料，重新裁剪、拼接。
时间在村民们焦灼的等待和低声议论中流逝。王玲偶尔会拿起笔，在一张废纸上写下几个关键的数字，那并非计算过程，更像是思维的锚点。
终于，她抬起头，看向村长和张会计。她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纸上，清晰地写下了两个数字，分别对应两户人家最终应得的、排除了争议区域的明确土地面积。并在下面，用极其简练的线条，画出了一个划分示意图，标注了关键的尺寸。
没有解释，没有倾向，只有一个基于所有现存数字推导出的、冷冰冰的结果。
村长和张会计拿着那张纸，对照着旧契，反复推敲。他们发现，这个划分方案，几乎完美地还原了最早契据所约定的界限，同时又巧妙地规避了后来因沟渠变动等因素产生的模糊地带。它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是严格地执行了数字本身所代表的古老契约。
他们将结果公布。起初，两户人家都还有些不服，嚷嚷着某些细节。但当张会计拿着王玲的示意图和数字，对照着那些他们自己也认可的老契，一条条、一寸寸地解释时，争吵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这个方案，像一块冰冷的铁，烙在了纷争的沸水上。它或许不能让任何一方完全满意——毕竟争执多年，双方都觉得自己理应多得——但它却让所有人都无话可说。因为它超越了个人的情感与说辞，指向了一种近乎自然法则般的、由数字维系的公平。
这哑巴丫头……手底下有杆公平秤啊。人群中，不知是谁低声感叹了一句。
这话很快传开了。
从此，王玲这指尖下的公平秤，成了王家坳解决某些棘手纠纷的最后一招。分家时兄弟妯娌为老人留下的微薄财产争执，会请她来核算；村里集资修路，费用如何按受益田亩分摊，会请她来测算；甚至有时合作社分配紧俏的化肥农药，为了避免怨言，也会请她来依据各户上报的田亩数和作物类型，做一个透明的分配方案。
她成了村庄信任的底线。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她不会说谎，不会偏袒，她的世界里只有对错分明的数字逻辑。她的沉默，在这种时刻，反而成了绝对公正的象征。
然而，这杆公平秤的背后，是王玲日益增长的负荷。每一次这样的裁决，都意味着她必须投入巨大的心力去处理那些混乱的历史数据，意味着她无形中承载了村民们对绝对公平的期望，也意味着，当她的计算结果不可避免地让某些人失望时，那种隐形的压力也会悄然传递到她身上。
她精准地衡量着物质的得失，维护着形式的公平，却无人能衡量她内心因此而承受的重量。这杆秤，由她的天赋铸就，却也沉沉地，压在了她沉默的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