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王卫国逐渐瘦长的身形和日益沉默的性格中悄然滑过。当村里的同龄后生开始有人张罗着说媒提亲时,秀芝那颗被生活磨得近乎麻木的心,再次被一种新的、沉甸甸的焦虑攫住了。
彩礼。这两个字像两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了她的脊梁上。
她知道,即便世道变了,一些老规矩依然根深蒂固。娶媳妇要给彩礼,这是天经地义,是男家的脸面,也是女家衡量未来保障的尺子。卫国没有父亲,家徒四壁,若再连一份像样的彩礼都拿不出,哪家的姑娘愿意嫁过来?难道要让儿子打一辈子光棍,重复她这般孤苦无依的宿命吗?
不。她绝不允许。
于是,一场更加苛刻、近乎自虐的积蓄战,在她沉默的世界里打响了。
她对自己近乎残忍。碗里的粥熬得更稀了,稀得能照见人影,她总是先紧着儿子吃,自己则用锅底那点更稀的糊糊对付。野菜成了主食,偶尔有一点油腥,也全部分给正在长身体的儿子。她身上那件补丁叠补丁的夹袄,穿了又一个冬天,棉花早已板结发硬,根本不御寒,她也舍不得拿出一点积蓄去添置新的。每一个铜板,每一张毛票,都被她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
她开拓了一切可能增加收入的来源。她接更多、更急的缝补活儿,价格压得比别人低,只求能多接几件。她养的鸡从几只变成了十几只,每天捡蛋的时候,眼神里没有喜悦,只有盘算——这些蛋能换多少钱,距离那笔彩礼的数字是否又近了一点点。她甚至在夜深人静时,重操旧业,拿出那本绣谱,不是绣那些寄托情怀的图样,而是绣一些最普通、但也最可能卖出去的鞋垫、枕套,图案是简单的花草或囍字,针脚却依旧带着她残存的、不肯完全妥协的工整。
她有一个小小的、用褪色红布缝成的袋子,藏在枕头芯里最隐秘的地方。那里面,是她多年的心血,是所有从牙缝里、从指缝间、从无尽的黑夜中抠出来的积蓄。她偶尔会在确认儿子熟睡后,偷偷拿出来,在微弱的油灯下,一枚一枚地数,一张一张地抚平。那些硬币冰冷,纸币粗糙,叠在一起,分量依然轻得让她心慌。距离村里通行的彩礼数目,还差得很远,很远。
数完,她会怔怔地坐一会儿,望着跳动的灯花,眼神里是深不见底的忧愁。然后,她会更加小心翼翼地将钱袋收好,塞回原处,仿佛那是她与儿子未来之间,唯一脆弱的连接。
这微薄的、浸透着血汗的彩礼钱,不仅仅是一笔财物,它是一个沉默母亲能为儿子未来的幸福,所做的全部、也是最悲壮的努力。她用自己的干瘪的胃囊、磨损的指尖、早衰的身体,一点一点,为儿子积攒着那看似微茫、却承载着她全部希望的可能。
此时的秀芝日夜操劳,省吃俭用,每一分积蓄都浸透汗水,她用压弯的脊梁,为儿子垫起新家的基石,这沉甸甸的彩礼,是她无言而深厚的爱,托起下一程幸福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