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玲的名声，像初夏时节山涧里悄然涨起的溪水，无声无息，却浸润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起初，只是张会计那按捺不住的惊叹在几个村干部之间流传，带着将信将疑的色彩。但很快，这份惊疑就被一桩桩、一件件具体而微的小事，夯实成了一个确凿无疑的传奇。
最先找上门来的，是村东头的赵老倌。他家三个儿子要分家，为那几亩薄田、三间旧屋和零零碎碎的农具碗筷吵得不可开交。请了族里的长辈来主持，算盘打得震天响，也算不清这笔掺杂着几十年恩怨与鸡毛蒜皮的糊涂账。赵老倌蹲在门槛上，愁得头发都快白了，忽然就想起了张会计酒桌上吹嘘过的哑巴神算。
他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揣着那张被揉得皱巴巴、画满了杠杠圈圈的分家清单，找到了王卫国家。他比划着，吭哧了半天，才说明来意。
王卫国有些犹豫，看向女儿。王玲正坐在小凳上剥豆子，她抬起头，看了看赵老倌那张布满沟壑的、写满愁苦的脸，又看了看父亲为难的神情，然后放下手里的豆荚，默默站起身，去水缸边舀水仔仔细细地洗了手。
她接过那张油腻的清单，目光平静地扫过。清单上的数字歪歪扭扭，夹杂着图形和标记。在旁人看来如同天书，但在王玲的眼中，那些数字自动剥离了附着其上的情感与争执，还原成最纯粹的量化符号。田地的大小，房屋的新旧，农具的价值，甚至那些锅碗瓢盆，都在她心中被赋予了公允的数值。她不需要算盘，只是微微蹙着眉，指尖在清单上轻轻点划，仿佛在触摸那些数字的脉络。
赵老倌和王卫国屏息凝神地看着，院子里只有母鸡啄食的咯咯声。不过一盏茶的功夫，王玲拿起灶膛里捡来的一块炭核，在清单背面空白处，清晰地写下了三个数字，对应着三个儿子各自分得的家产总值，并在下面列出了细项分割的简略说明。
赵老倌将信将疑地拿着那张纸回去，照着请人重新核算，结果竟是分毫不差，公平得让三个吵嚷了半个月的儿子都哑口无言。
这事一传开，便再也收不住了。
于是，王家那扇原本冷清的柴扉前，渐渐变得热闹起来。不再是带着怜悯或好奇的目光来打量哑女，而是带着具体的难题和小心翼翼的恳求。
李家妯娌为婆婆留下的几块好布料和一对银镯子该如何分配，红着脸来找她；合作社的记分员月底核算工分，遇到纠缠不清的糊涂账，会夹着本子来请她看一眼；甚至邻村有人听说，卖猪卖粮怕被坑算，也会辗转托人，希望能请动王老蔫家的哑丫头去帮着掌掌眼。
她成了王家坳独一无二的活算盘。
这个称号里，带着村民最朴素的敬畏和最实际的依赖。他们不再叫她哑巴玲，而是恭敬地，甚至带着点讨好地，称她为玲丫头，或者直接就叫活算盘。
王玲依旧是沉默的。面对那些递到眼前的账目、清单、契约，她总是先静静地看，目光如同最精密的扫描仪，然后便给出一个清晰的结果。她不解释过程，因为那过程只存在于她辉煌而寂静的内心宇宙里。她也不收取报酬，除了张会计那一次，再无人敢用工钱来玷污这份近乎神启般的能力。村民们会用另一种方式回报——一把新摘的蔬菜，几个刚下的鸡蛋，或者帮王卫国家干点挑水劈柴的重活。
父亲王卫国脸上的皱纹，似乎因着这悄然而来的尊重，舒展了些许。他依旧沉默，但蹲在门口抽烟时，脊背会不自觉地挺直一些。母亲李明珍在纳鞋底时，听到路过村民热情的招呼：婶子，玲丫头在家不？有点小事想请教她。她嘴里应着，手里的针线会停顿片刻，眼神复杂地飘向安静坐在窗下的女儿。
那窗下的位置，成了王玲的算房。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她低垂的眼睫上，投下小小的扇形阴影。外面世界的喧嚣与算计，化作一行行沉默的数字，流淌到她的眼前，在她无声的心算中尘埃落定，再化作一个个确定的答案，返还给那个她无法用言语融入，却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参与和影响的世界。
算珠无声，心中有声。而这无声的轰鸣，如今终于穿透了她个人的寂静，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激荡起真实而微妙的回响。她是王家坳的活算盘，一个用内心秩序，维系着外部世界一部分公平的，沉默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