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斗里的“诚”字长明
杨立正的老烟斗摆在灵堂供桌上，柏木烟杆擦得发亮，铜烟锅空着，像张没说完话的嘴。葬礼办得不算风光，却也体面——按当地习俗搭了灵棚，来了不少乡亲邻里，大多是冲着老杨一辈子的“诚”字来的。仪式快结束时，杨爱国攥着叠得整齐的悼词，指尖有些发颤。
“我父亲杨立正，这辈子干过四份活：连队会计、水泥厂工人、粮站验粮员，最后在绿化队待了二十年。”他的声音穿过人群，落在供桌的老烟斗上，“贯穿他一生的，就一个‘诚’字——对工作诚，对旁人也诚。”
台下有人点头。老杨在粮站验粮时不徇私情，在绿化队管树苗时蹲在地里拔草，这些事村里老人都记得。杨爱国顿了顿，又想起一件事：“前年秋天，他去坡地市场买东西，下大坡时看见路上掉了个挎包。捡起来一看，里面有华为手机、工行建行两张卡，还有两千六百多块现金——整钱叠得整齐，零钱散在夹层里，大概三十来块。”
“他没走，就在原地等。”杨爱国的声音软了些，像是看见父亲当时站在坡边的模样，“那坡陡，风又大，他就揣着包，手插在棉袄兜里，等了快一个小时。后来有个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慌慌张张找来，说包放后备箱没扣紧，上坡下坡颠掉了，身份证还在包里，下个月要考驾照，急得快哭了。”
台下有人小声议论，“老杨就是这样”的话断断续续飘过来。杨爱国接着说：“我父亲让他说包里的东西，小伙子一五一十说对了，他才把包递过去。小伙子当即掏出两百块要谢他，他脸一板：‘我要是图钱，还在这等你？这里面两千多块，不比两百多？’”
“小伙子过意不去，说去买箱奶，他拦了好几回没拦住。”杨爱国看向供桌，烛火映着烟杆上的浅纹，“最后小伙子从顺达超市扛来箱奶，弯腰谢了好几回才走。我父亲后来跟我念叨，‘不是图啥，人家丢了东西多着急，咱拿着心里不踏实’。”
回过神，他又说起父亲的工作：“上班几十年，他没迟到过一次，很少因家里事请假。拿一样的工资，他干的活总比别人多。粮站收粮忙，他主动留到天黑；绿化队栽树，他帮年轻同事扛树苗。有次绿化队发奖金，领导多给三十块，说‘老杨辛苦’，他高兴了好几天，说‘领导还记着我，单位里都喊我杨师傅’。”
“他总觉得家里人没像单位那样重视他。”杨爱国的声音低了些，“可他不知道，单位里的‘杨师傅’，多是点头之交的客气。同事一起做事，犯不着为小事红脸，哪像家里，亲人之间才会掏心窝子吵架。”
台下安静下来，有人想起过去的事——早年村里穷，家家户户种菜地，谁家鸡啄了别家菜苗，能站在门口骂半天。杨爱国也想起这些，声音轻了些：“现在不一样了，不是怕吃亏，是觉得犯不着。与其吵架，不如多歇会儿，或者多挣点钱，哪怕去牌场寻个乐子。人日子过好了，心也宽了，这或许就是进步吧。”
他把悼词叠好，轻轻放在老烟斗旁边。风从灵棚缝隙吹进来，烟杆轻轻晃了晃，像父亲在应和。杨爱国知道，父亲的“诚”没随人走——那藏在老烟斗里的认真，那刻在骨子里的踏实，早成了他往后日子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