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已亲政，手握帝国的最高决策权，但年轻的皇帝并未因此而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相反，在面对那些关乎国家命运、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时，他总是保持着足够的审慎与谦逊，“必”然会亲自前往丞相府，或召李斯入宫，郑重地向这位“仲父”“咨询”意见。这已成为亲政后朝政运行中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也是朝野上下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每一次轻车简从驾临相府，或于宣室殿深夜召见，都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问对，更是一种姿态的宣示：皇权虽已独揽，但对老成谋国之士的倚重与对历史经验的敬畏，从未稍减。
这些需要咨询李斯的“重大决策”，涵盖了帝国的方方面面，其影响深入帝国的肌理，关乎长治久安。
其一，关乎军事战略与边防大事。例如，北疆主帅蒙恬送来密报，言及侦得匈奴残部有重新集结迹象，似有袭扰边郡之意。蒙恬在奏报中详细陈述了边军态势，请求增加边郡驻军粮饷，并谨慎询问朝廷方略：是固守城池，加强警戒，还是可审慎主动出击，进行有限度的威慑性扫荡，以挫其锐气？皇帝接到这份八百里加急奏报后，并未立即批示，而是命中书令将奏报副本及详尽的北疆边防地图、粮草转运图册一并紧急送至丞相府。次日午后，皇帝便轻装简从，亲临丞相府。在李斯那间堆满简牍图册的书房中，君臣二人对着地图，闭门商议良久。李斯结合自己对匈奴习性、作战特点的深入了解，细致分析了帝国目前府库的财政状况、粮草储备，以及北疆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他条分缕析，将主动出击的潜在收益（如震慑匈奴、巩固防线）与巨大风险（如劳师远征、补给困难、可能陷入泥潭），以及按兵不动、加强守备的利弊得失一一剖析明白。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增兵要害关隘、派遣小股精锐部队进行巡逻侦察、加强边境烽燧预警等几种备选策略，并预判了每种策略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皇帝凝神静听，不时发问。在充分听取了李斯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后，皇帝综合权衡，最终做出了决策：准予增拨部分粮饷，命蒙恬加固防御工事，加强巡逻，但暂不进行大规模主动出击，以避免战略冒进。皇帝还亲自给蒙恬手书一封长信，详尽阐述了朝廷的通盘考量，使前方主帅既能体会中枢的谨慎，亦能明确自身的职责。
其二，关乎重大工程与财政支出。有官员上书提议，为了进一步加强关中与巴蜀这两大核心区域的联系，促进商贸流通，保障兵员调动，应在秦岭古道之外，另选险峻之处开凿一条新的栈道。此议若成，确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壮举。然而，工程预计耗时五年以上，所需民夫以十万计，耗费钱粮巨万。年轻的皇帝对此等彰显国力、惠泽后世的宏大工程颇为动心，但在落笔朱批之前，他再次于一次宫廷晚宴后，单独留下李斯咨询其意见。李斯并未直接反对，而是借着灯火，从容不迫地帮皇帝算了一笔极为精细的账目：征调如此巨量民夫，对关中、巴蜀两地当前农业生产将造成多大影响？这些民夫的口粮、工械、赏赐，国库当前能否独立支撑，是否需要加征赋税？新栈道建成后，其预期的商贸收益能否覆盖巨大的修建和维护成本？接着，他话锋一转，提醒皇帝，当前帝国虽表面安定，然统一未久，六国遗民心思各异，帝国根基实则未固。在此形势下，是否应将有限的财力、民力优先集中于更为紧迫和基础的领域，如兴修关键水利设施以防旱涝，扩展官学体系以培养吏员、教化百姓，抚恤军功子弟以稳固根基？皇帝听着李斯将宏伟蓝图背后的沉重代价一一道来，最初的热情逐渐化为冷静的思考。他深感李斯之言老成谋国，切中要害，遂将此议暂时搁置，批曰“其议甚善，然国力未充，宜待来时”，留待日后国力更加强盛时再行商议。
其三，关乎重要律法修订与制度改革。随着天下一统，社会情势变迁，原为战时和统一初期制定的部分秦律条款，在施行中已显滞后或出现不尽合理之处，各地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锐意进取的皇帝深感律法需与时俱进，有意对律法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订和补充，使其更合乎时宜，更能收教化惩戒之效。然而，律法乃国之重器，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字之改可能影响千家万户。在启动修订之前，皇帝显得尤为谨慎，他曾多次于便殿召见李斯，屏退左右，探讨修律的根本原则、大致方向以及可能遇到的阻力。李斯以其对秦律精髓的深刻理解、参与制定律法的丰富经验以及对各地政务的熟稔，为皇帝梳理了当前律法体系中最需修订的关键点、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以及如何平衡严刑峻法与宽仁教化之间的关系。他建议采取“小步慢走、逐步完善”的审慎策略，先集中精力针对司法实践中反映最突出、朝野共识度最高的问题进行修订，出台试行条例观察效果，避免因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动荡。皇帝对此深以为然，完全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不久后，皇帝下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律法研讨小组，由德高望重的李斯挂名总指导，实际则由数名精通律法、思维缜密的官员负责具体条文的斟酌拟定，务求稳妥、周密，稳步推进律法的完善工作。
其四，关乎高级官员的任免与重大外交策略。诸如九卿一级的重臣出缺，需遴选接替人选，或涉及与北方匈奴、南方百越、西域诸邦国的战和、封贡等重大外交决策时，皇帝也总会听取李斯的意见。此时的李斯，虽然遵循君臣之分，不再直接插手具体的人事安排，但他多年为相，对朝中众多官员的能力特长、性格弱点、背景渊源乃至派系脉络了如指掌。因此，当皇帝就某个人选征询看法时，李斯的意见往往能帮助皇帝跳出奏疏上的片面之词，更全面、立体地评估人选的胜任程度和潜在风险，有效避免用人失察。在外交方略方面，李斯往往能超越一时一地的得失，从其“天下一统”的整体观念出发，以其长远的历史眼光和缜密的战略思维，为皇帝分析不同策略对帝国长远安全的深远影响，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例如，在面对是联合西域某国以制衡匈奴，还是同时与双方保持适度往来等问题时，李斯的分析总能切中肯綮。
皇帝的这种“重大决策必咨询李斯”的做法，并非因为他缺乏主见或执政能力不足。恰恰相反，这正体现了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政治智慧。他深知李斯作为帝国统一蓝图的主要绘制者之一和多年执政核心，其经验之老到、思虑之周全，满朝文武无人能及，其意见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咨询李斯，实质上是借助其智慧和经验来照亮决策中的盲点，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年轻气盛、思虑不周而可能导致的决策失误风险，尤其是在那些影响深远的战略性问题上。同时，这本身也是对李斯这位辅国重臣的一种极大尊重，是对其历史功绩和地位的明确肯定。这种姿态，有效地安抚了以李斯为代表的部分元老重臣在皇帝亲政后可能产生的失落情绪，有助于维持朝堂势力的平衡与政局的和谐稳定。而李斯，在面对皇帝真诚的咨询时，也总是恪守人臣的本分和“仲父”的辅佐之责，必是竭尽所能，将自己对局势的分析、利弊的权衡毫无保留地呈现给皇帝，提出中肯建议。但每每最后，他一定会恭敬地强调：“此乃老臣一得之愚，管窥之见，仅供参考。军国大事，乾纲独断，最终圣意如何，敬请陛下宸衷独断。” 他始终清晰地定位自己为顾问和执行官的角色，谨守分寸，绝不因皇帝的尊重而有丝毫逾越，始终将最终的决策权和威严归于皇帝。
于是，在皇帝亲政后的帝国决策核心，逐渐形成并巩固了一种良性的、高效的互动模式：年轻的皇帝牢牢掌握着最终的决断权，以其充沛的精力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引领着帝国的方向；而老成的李斯则以其深厚的政治经验、渊博的学识和缜密的思维，扮演着“帝师”和“首席顾问”的角色，为皇帝的决策提供着坚实的知识支撑和风险评估。这种“谦逊咨询”与“乾纲独断”的有机结合，“老成谋国”与“锐意进取”的相得益彰，使得帝国的航船在年轻皇帝的驾驶下，既能顺应时势、乘风破浪，又能洞察幽微、规避暗礁，从而行驶得更为平稳和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