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蚕丛氏：岷山石室走出的“青衣神”
在四川盆地西北边缘的岷山深处，几千年前曾流传着一个关于“纵目圣人”的传说。这位圣人便是古蜀第一代蜀王——蚕丛，《华阳国志·蜀志》中明确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在那个蛮荒未开的年代，岷山山脉峰峦叠嶂，冰雪常年不化，山间的天然石洞成了先民唯一的庇护所，这便是《蜀王本纪》中“蚕丛始居岷山石室”的由来。
蚕丛并非天生的首领，而是蜀山氏的一支后裔。相传他是黄帝之子昌意与岷江流域蜀山氏女子的后代，作为庶出一脉，被分配到这片苦寒之地世代为侯伯 。那时候的岷山先民，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白天在山林间狩猎采集，晚上蜷缩在阴冷的石洞里，身上裹着粗糙的兽皮，冬天常常冻得瑟瑟发抖。更让人头疼的是，山上可耕种的土地极少，粮食总是不够吃，部落人口也越来越少。
蚕丛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发现山间随处可见一种白白胖胖的虫子，这些虫子以桑叶为食，吐出来的丝线坚韧有光泽。他看着族人冻得通红的手脚，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心里萌生：能不能用这些丝线织成布，做成比兽皮更柔软保暖的衣服？
为了这个念头，蚕丛开始了漫长的摸索。他带领族人寻找野生桑树，观察蚕虫的生长规律——什么时候孵化、什么时候蜕皮、什么时候结茧。一开始，他们直接采摘野蚕茧，可野蚕分散在各处，数量稀少，根本不够全族使用。蚕丛灵机一动，试着把野蚕幼虫带回石洞集中饲养，给它们精心挑选新鲜的桑叶，还特意搭建了通风干燥的蚕棚，防止蚕虫生病。这便是“聚蚕于一箔饲之，共簇作茧”的最早尝试，也是蚕丛氏名号的由来。
经过无数次失败，蚕丛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的养蚕技术。他教族人辨认桑树品种，区分春蚕、夏蚕的养殖差异；他发明了简易的煮茧方法，用山间的温泉水煮熟蚕茧，再用木筷轻轻搅动，就能抽出连续不断的丝线；他还模仿蜘蛛结网的样子，用葛藤和树枝做成简易织布机，将丝线织成细密的布帛。当第一块丝布做成的衣服穿在族人身上时，那种柔软舒适的触感，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
因为蚕丛常常身着青衣在山间巡行，教导族人养蚕技艺，被大家尊称为“青衣神” 。而传说中他“纵目”的奇特样貌，后来随着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的出土有了新的解读——那尊眼球柱状外凸、双耳大幅展开的面具，并非蚕丛的真实长相，而是古蜀人对始祖的艺术化崇拜，象征着他能洞察天地、预知蚕桑生长的奥秘。有学者推测，这或许是因为野蚕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眼睛，破茧成蝶后依旧保持大眼形态，古蜀人便将这份“蜕变与传承”的象征，赋予了驯化野蚕的始祖。
蚕桑业的兴起让部落逐渐富足，但岷山的生存环境终究有限。随着人口增多，粮食短缺的问题再次凸显。蚕丛站在山顶眺望南方，听猎人说过，南边有一片辽阔的平原，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是个种粮养家的好地方。为了部落的未来，他下定决心：带领族人南下，寻找新的家园。
二、迁徙之路：翻越崇山，扎根成都平原
南下的路途远比想象中艰难。蚕丛带着族人，背着蚕种、粮食和简陋的工具，沿着岷江河道一路向南。他们要穿越陡峭的峡谷，脚下是湿滑的岩石；要渡过湍急的河流，靠简陋的木筏抵御风浪；还要躲避山间的猛兽和毒蛇，每天都有族人受伤甚至牺牲。
有一次，部落遭遇了连日暴雨，山路泥泞不堪，不少老人和孩子掉队了。蚕丛站在雨中，望着疲惫不堪的族人，大声喊道：“我们不能回头！南边的平原里，有吃不完的粮食，有温暖的房屋，有我们的未来！”他让年轻力壮的族人轮流背着老人和孩子，自己则走在最前面探路，身上的青衣被雨水打湿，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不知走了多少天，当他们终于翻越最后一座山隘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铺展开来，岷江的支流像银色的带子在平原上蜿蜒流淌，肥沃的土地上长满了茂盛的野草，远处的天际线与田野相连，看不到尽头。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成都平原。
蚕丛大手一挥：“我们就在这里安家！”族人们欢呼雀跃，纷纷放下行囊，开始搭建家园。他们学着当地土着的样子，用木头和竹子搭建茅草屋，在房前屋后种下从岷山带来的桑树苗。蚕丛没有忘记老本行，他把养蚕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大家，还带领族人改良桑树品种，让野生桑树适应平原的气候土壤。
很快，成都平原上就出现了成片的桑林，家家户户都养起了蚕。洁白的蚕茧堆满了屋角，织成的丝布不仅让族人穿上了暖和的衣服，还成了与周边部落交换物资的“硬通货”。其他部落的人看到蚕丛部落的人穿着柔软的青衣，羡慕不已，纷纷前来请教养蚕技术，蚕丛也很大方地倾囊相授。渐渐地，养蚕织布成了成都平原上的普遍技艺，蚕丛部落也成了当地最有影响力的部族。
可好景不长，中原地区强大的商王朝开始向周边扩张。商王听说蜀地有个富裕的部落，不仅会养蚕织丝，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便派大军翻越秦岭攻打蜀地。蚕丛带领族人奋起反抗，他们拿着石器、木棍和弓箭，在平原上与商军展开激战。但商军装备精良，还有青铜兵器，蚕丛部落的简陋武器根本不堪一击。
一场惨烈的战斗后，部落损失惨重。蚕丛看着倒下的族人，心如刀绞。他知道，凭部落现在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商军抗衡。为了保住部落的火种，他做出了艰难的抉择：一部分族人跟着他退回岷山，坚守故土，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另一部分族人留在成都平原，继续守护着来之不易的桑林和农田，传承养蚕技艺。
留守的族人舍不得离开这片肥沃的土地，他们在平原上继续繁衍生息。多年后，考古学家在宝墩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刻有蚕纹的陶片，这些弯弯曲曲的纹路，正是蚕丛时代留下的文化印记，无声地诉说着这位始祖开拓蜀地的功绩 。而那些散落在遗址中的陶土纺轮，更是证明了当时纺织技术已经相当发达 。
三、柏灌氏崛起：接过火种的“实干家”
蚕丛退回岷山后，留守成都平原的族人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岁月。没有了首领的带领，他们既要抵御周边部落的侵袭，又要应对频繁的水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直到一个勇猛智慧的青年站了出来，他是蚕丛部落的后裔，从小听着蚕丛的故事长大，立志要让部落重新兴盛起来。
这位青年首领不仅力大无穷，还极具谋略。他意识到，要在成都平原站稳脚跟，光靠养蚕织布远远不够，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修建坚固的城池抵御外敌和洪水，二是发展农业保证粮食充足。在族人的拥戴下，他继承了首领之位，并将部落改名为“柏灌氏”——有学者认为，“柏灌”可能源自夏部族联盟的斟灌氏，也有人说这个名号与他们崇拜的鹳类大鸟有关 。
柏灌氏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选址筑城。他带着部落里的长老们，沿着岷江支流勘察了好几天，最终选定了一块地势较高、水源充足的台地。这里既远离河流主干道，可避免洪水直接冲击，又能方便引水灌溉，是筑城的绝佳位置。
筑城的工程浩大而艰巨。那时候没有任何机械，全靠先民们一双手、一把锄头、一根扁担。柏灌氏将族人分成几组：男人们负责挖土运土，他们用石锄挖起厚厚的黏土，装进竹筐，两人一组用扁担挑到筑城地点，肩膀被扁担磨出了血泡，就用兽皮垫着继续干；女人们负责和泥夯实，她们把黏土和水搅拌均匀，再混入碎石和草木灰，增强黏性，然后用沉重的石夯反复捶打——石夯是用整块大石头制成的，上面系着几根绳子，四五个女人合力拉起来，再猛地砸下去，每砸一下都能听到沉闷的声响，黏土也随之变得紧实坚硬。
这种筑城方法被考古学家称为“斜坡堆筑法”，是宝墩文化独有的技术 。城墙呈梯形，坡度平缓，虽然不利于抵御攀爬，但面对洪水冲击时却异常稳固，能有效削弱水势、顺水引流 。更聪明的是，先民们就地挖壕取土筑墙，城墙外侧自然形成了宽大的环壕，既可以储存雨水，又能作为额外的防洪屏障。宝墩古城的外城壕沟宽达20多米，考古学家在里面发现了几米厚的淤泥，证明这里曾经长期积水，确实起到了防洪作用 。
经过数年的辛勤劳作，一座雄伟的城池终于建成了。这座城分为内外两重城圈，内城呈长方形，面积约60万平方米；外城为圆角长方形，面积达到276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与河流及台地的走向保持一致。站在城墙上远眺，岷江支流如玉带环绕，城内房屋整齐排列，桑林郁郁葱葱，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柏灌氏站在城门楼上，向全体族人宣布：“这座城，就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世代相传的根基！”
城池建成后，柏灌氏又将精力投入到农业发展中。当时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还处于“靠天吃饭”的旱地模式，产量很低，基本借鉴了北方种植粟黍的经验 。柏灌氏发现，成都平原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特别适合水稻生长，于是他决定推行“疏水种田”的策略，带领族人开展了一场“农业革命”。
他们在城外挖凿了纵横交错的排水沟渠，将多余的洪水引入岷江；又在城内修建了蓄水池，储存雨水用于灌溉。为了让稻田能保持充足的水分，柏灌氏还带领族人修建了简易的水坝和引水渠，实现了对水资源的可控利用 。在种植技术上，他教族人如何育秧、插秧、除草，还总结出了根据季节变化安排农事的经验。
除了发展稻作，柏灌氏还解决了族人的肉食问题。当时平原上有很多野猪，肉质鲜美但野性十足。柏灌氏带领族人在野猪经常出没的地方挖掘陷阱，活捉了几头小野猪，带回部落精心喂养。他们给小野猪喂粮食和野菜，慢慢驯化它们的野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野猪终于变成了温顺的家猪，成为部落稳定的肉食来源。后来考古学家在宝墩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家猪骨骼，这些骨骼正是柏灌氏驯化野猪的有力证据。
四、文明奠基：传说与考古的千年呼应
在柏灌氏的带领下，宝墩部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城内人口越来越多，房屋鳞次栉比，除了普通的茅草屋，还出现了用竹骨泥墙建造的房屋——这种房屋用竹子编成骨架，再把黏土糊在上面，既结实又保暖，比单纯的茅草屋耐用得多。城外的稻田一望无际，每到秋天，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族人忙着收割、脱粒，粮仓里堆满了粮食。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部落的社会组织也越来越完善。柏灌氏设立了专门的官职管理农事、水利和防御，还安排了巫祝负责祭祀活动。他们祭祀天地、祭祀祖先，也祭祀给他们带来衣食之源的蚕神和谷神。在祭祀仪式上，巫祝会穿着丝织的祭服，手持玉锥形器，跳着模仿蚕虫和飞鸟的舞蹈，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此时的宝墩文化，已经形成了以稻作农业为核心，以养蚕纺织、筑城技术为特色的文明体系。蚕丛氏开创的蚕桑业，经过柏灌氏的传承和发展，成为古蜀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柏灌氏主导的筑城和治水技术，不仅保障了族人的生存，更为后来古蜀文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关于蚕丛和柏灌，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蜀王本纪》记载：“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 。其实这并非指某位君王真的活了几百岁，而是指蚕丛氏、柏灌氏所代表的政权各自延续了数百年之久，他们的功绩被后人神化，成为了“不死的始祖”。蚕丛死后，族人用石头制作棺椁安葬他，这种习俗一直流传下来，民间甚至认为所有石棺椁都是“纵目人冢”。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传说渐渐被历史的尘埃掩埋，直到20世纪80年代，宝墩古城遗址的发掘让这一切重见天日。考古学家们在遗址中发现了与传说完全吻合的实物证据：残存的城墙采用“斜坡堆筑法”，与河流走向一致，印证了柏灌氏“垒土为城”的传说；大面积的水稻田遗迹和稻作植硅体，证明了当时稻作农业的普及；大量的家猪骨骼，诉说着先民驯化野猪的历程；而那些刻有蚕纹、稻穗纹的陶片，则成为蚕丛氏教民养蚕的直接见证 。
更令人惊叹的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与《华阳国志》中蚕丛“其目纵”的记载高度契合，仿佛跨越千年的对话，证实了这位古蜀始祖的真实存在。而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丝织残留物，更是将古蜀的丝绸文明追溯到了蚕丛时代，证明了蚕丛氏开创的蚕桑业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五、文明传承：古蜀之根的千年回响
如今，站在宝墩古城遗址上，望着那残存的城墙遗迹和稻田轮廓，仿佛还能看到几千年前的景象：蚕丛带领族人在岷山深处饲养蚕虫，在南下的路上艰难跋涉；柏灌氏指挥族人筑城疏水，在田间辛勤耕耘。这些古蜀始祖用智慧和勇气，在成都平原上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最终孕育出了三星堆、金沙等辉煌的古蜀文明。
蚕丛和柏灌的传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在四川的许多地方，至今仍保留着纪念蚕丛的习俗，人们尊称他为“蚕神”，每年都会举行祭祀活动。而“蜀”字在甲骨文中由“桑树”和“蚕”构成，《说文解字》也解释“蜀，葵中蚕也”，这足以说明蚕丛氏开创的蚕桑业，已经深深烙印在古蜀文明的基因里 。
柏灌氏虽然在史书中的记载寥寥无几，但他的功绩同样不可磨灭。他修建的宝墩古城，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城市文明象征，其“筑城防洪”“疏水种田”的智慧，为后来李冰治水、都江堰的修建提供了重要借鉴 。而他推广的稻作农业，经过不断发展，让成都平原成为了“天府之国”，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
从蚕丛氏的“聚蚕养蚕”到柏灌氏的“垒土兴农”，古蜀先民完成了从狩猎采集到定居农耕的转变，从山洞居住到筑城而居的跨越。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造自然、适应自然，在与自然的博弈中创造了独特的文明。这些传说不仅仅是神话故事，更是古蜀先民生存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当我们凝视三星堆的纵目面具，触摸宝墩遗址的夯土城墙，仿佛能感受到古蜀始祖的气息。蚕丛的“纵目”是探索未知的勇气，柏灌的“筑城”是守护家园的担当，他们的精神穿越千年，依然激励着后人。这些传说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古蜀文明的源头，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遥远而神秘的时代，感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