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四年至贞观二十三年：唐的统一与盛世（约黄帝纪年4788—4837年，公元618—649年）
李渊在太极殿称帝那天，长安的钟鼓只敲了三通就停了。他抬手按住朝贺的声浪，只说了一句：“隋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律令。”这话不只是姿态——他当晚就下了三道令：轻徭薄赋、宽刑罚、整饬军政。他清楚，天下还在烽火里，粮仓半空、州县残破、人心未定，要把碎掉的盘子重新拼好，靠的不是庆典，是日复一日的安顿与信用。
他先把军队整编，府兵归乡里，战时出征、平时务农；再把税制简化，推行“租庸调”，按田产与劳力定赋，灾年减免；又恢复并完善科举，分常科与制举，让寒门有路、让门阀让贤。更关键的是“三省六部”定型：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分工清楚、互相掣肘，皇权稳了，官府也不再是一言堂。
为了把全国重新串起来，他沿用大运河，设转运使与仓监，江南的米、盐、丝一路北上，关中的铁器与布帛顺流南下；在边疆，他对突厥采取“安抚为主、打击为辅”，先稳北边，再图西域。李渊不爱出风头，他把舞台更多留给了儿子李世民——那位在战场上以少胜多、在朝堂上善用贤才的秦王。
李世民的崛起，是刀光与墨水一起磨出来的。他平定薛举、击败刘武周，再在虎牢关一战擒窦建德、逼降王世充，河北与中原同时稳住；回到长安，他开“文学馆”，延揽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这些名字，从此成了治世的代名词。可储位之争也随之而来：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联手，朝堂上暗流涌动。
公元626年，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伏，杀李建成与李元吉，随后被立为太子。李渊看清楚了局势，不久便禅位，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史书称“贞观之治”，核心就四个字：简、公、稳、仁——制度简、用人心公、政局稳、待民以仁。
李世民上台第一件事，是把“纳谏”立成规矩。他让魏征当谏议大夫，专门挑皇帝的毛病；又规定“死刑三覆奏”，人命不再是一纸令下；他把徭役从“急征”改成“轮役”，让百姓有喘息；他整饬吏治，州县考核与奖惩分明，官员不敢再把负担甩给小民。朝堂上，三省运转如轮：中书省拟旨，门下省封驳，尚书省分曹执行，法令出得慢一点，但错得也少。
经济上，他修渠治田，推广曲辕犁与筒车，粮食产量上去了；他规范度量衡与钱币，市易公平，商旅不绝；大运河成了真正的“经济动脉”，扬州、苏州、杭州迅速繁荣，洛阳与长安成为南北枢纽。城市里茶坊、酒肆、书铺林立，岭南的荔枝与西域的葡萄在同一集市出现，寻常人家也能吃上白米与细面。
文化上，他设国子监与州学，科举取士常态化，诗文与史书并重；编修《隋书》《晋书》，以史为鉴；他还雅好书法，“贞观之治”不仅是政治名词，也成了审美与教养的标准。社会风气变了：崇尚节俭、鼓励读书、尊重法度，连豪强也不敢再明目张胆兼并土地。
对外，李世民先是稳住突厥，再抓住时机反击，李靖夜袭阴山，颉利可汗被俘，北边威胁大减；他又经营西域，设安西都护府，丝绸之路重开，商旅与使节往来不绝；对高句丽，他没有重蹈隋的覆辙，先稳后方、再图进取，虽未完全平定，却避免了国力的透支。他知道，真正的“开疆拓土”，是让边民安居、让道路安全、让贸易互通。
可盛世也不是没有阴影。李世民性情刚明，却也多疑。他晚年重用李积、长孙无忌，既倚重又制衡；他对太子李承乾寄予厚望，却因承乾性情偏急、行事不端而失望；他也曾迷信丹药，差点走了弯路。但他始终守住了底线：不滥杀、不苛赋、不废法。
公元649年，李世民病逝，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唐朝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接下来是武则天的崛起、是科举的再完善、是西域经营的深化、也是权力格局的再平衡。但“贞观之治”已经把方向定了：江山不是靠一时的武功，而是靠长久的制度与民心；皇帝不是享乐的顶点，而是责任的起点。
而此时的长安，朱雀大街上车马如流，西市的胡商与东市的书生擦肩而过。新的故事，正在钟声与驼铃之间，缓缓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