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刚被太阳拨开，像一层被掀开的纱。张志远打着哈欠，从工棚里钻出来，靛蓝官服下摆沾着夜露，一脚踩在夯土上，发出“嚓”的轻响。
面前的大水库工地已是一片沸腾。两百多丈的围堰合龙处，赤膊的汉子正喊着号子夯土；十几架链式斗车在木轨上“哐当”来去，翻斗一扬，碎石如雨落进坝心。更远的地方，一排竹制渡槽正往新筑的泄洪闸里试水，水花溅起七色彩虹，孩子们追着彩虹跑，笑声撞在岩壁上“嗡嗡”回荡。
“张省长！”
工程总监工老林戴着藤帽小跑过来，手里攥着一张刚描好的“暴雨分流渠草图”，墨迹未干。他身后跟着三名年轻人，一个平埔少年、一个闽南后生、一个客家小伙，三人各抱一捆竹尺，脸上一样晒得黝黑，汗珠顺着鼻梁往下淌，却都在笑。
“泄洪闸今天能合页，再有两日夯土加固完毕，就算连下十天暴雨，也能保下游三万六千亩稻秧。”老林声音沙哑，却掩不住得意。
张志远蹲下，用手指抠了抠新浇的灰浆，放到鼻尖闻了闻，点头：“水泥掺石灰三成，黏得住。”
起身时，他看见那三个年轻人正互相递水——平埔少年拧开竹筒，先递给客家小伙；闽南后生又把自己那筒塞回他怀里，三人咕咚咕咚喝，谁也没分彼此。
张志远忽然有些恍惚。
半年前，这里是各据一方的界沟；每逢争水，锄头与砍刀齐飞，血顺着田埂染红小溪。如今，登记册上只剩同一栏籍贯——“汉国·夷州省”。他们一起上学堂、一起服民兵、一起挑土筑坝，连名字都取成了“汉、平、家”三字并列的复名，再没人追问谁的祖上来自哪座山、哪条溪。
他抬手遮在眉前，望向远处插着红旗的取水口。
阳光下，旗面鲜红，像一条被风扬起的血脉。
“从前写公文，要标‘什么屯丁’、‘什么籍垦户’，”张志远低声自语，像在跟晨风说话，“如今只写‘夷州省公民’，反倒省墨，更省心。”
老林没听清，凑过来：“省长说什么？”
张志远笑着摇头，拍了拍老林的肩膀：“没什么，只说——等这水库完工，夏汛再大，也冲不垮咱们‘一个名字’的堤。”
说罢，他弯腰拾起地上一块碎石，扬手抛向坝心。碎石落进新浇的混凝土，“噗”一声，被灰浆吞没，再也不分彼此。
日头已经爬得老高，薄雾被晒得发白，水汽混着灰浆味儿在工地飘荡。张志远正弯腰检查泄洪闸的铰链螺栓，忽然听见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嗒嗒嗒”，像一串滚落的碎石，把夯土号子都压了下去。
“张省长——！”
声音穿过坝体，带着微微的回声。张志远抬头，只见一名身着蓝布短褂、脚蹬粗布快靴的年轻人从马背上一跃而下，正是迎宾馆的管事小唐。小唐的帽子歪到一边，额前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滚，手里还攥着缰绳，缰绳那头的枣红马鼻孔大张，喷着白沫，显是一路疾奔而来。
“小唐？”张志远拍了拍手上的灰土，迎上前两步，“这么急，是城里走水了还是盐仓塌了？”
小唐一边喘，一边把缰绳往旁边树桩上胡乱一绕，急急行了个半揖：“回省长话，都不是。是大明来的那位——福建总督熊文灿熊大人，天刚亮就等在迎宾馆正厅，说要即刻见您，有‘要事相商’。小的不敢怠慢，赶紧骑马赶来。”
张志远眉梢一挑，眼角余光扫过仍在夯土的工友们。老林正挥着手示意暂停，十几双眼睛齐刷刷望过来——好奇里带着点担忧。张志远冲他们摆摆手，示意无妨，随后压低声音问小唐：“熊文灿？他可有说具体何事？”
小唐抹了把汗，摇头：“只说是‘关乎闽台两地民生’，其余半个字也不肯透。看那神色，倒像是真有急事，可又不像兵戎相见的样子——毕竟他把随身的亲兵都留在馆外了。”
张志远心里咯噔一下。
他与熊文灿，一个是汉国委任的夷州省长，一个是明朝堂堂闽浙总督；两边疆域虽近，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国”与“朝”之藩篱。平日里公文往来都慎之又慎，如今对方竟亲自离省跨海，大清早堵上门来，实在不合常理。
“谈民生？夷州如今归汉国版图，田赋、盐政、海贸自有章程，与他福建何干？”张志远心里嘀咕，面上却没露声色，只对老林喊了一嗓子：“老林，泄洪闸的销钉再加固一遍，我回城一趟，最快傍晚折返。”
老林应得干脆：“省长放心，有我看着。”
张志远翻身上马。那马是夷州本地矮脚山马，腿短却耐力足，一抖鬃毛，便小跑起来。小唐也跃上枣红马，两骑一前一后冲下土坝，踏起黄尘。
路上，小唐忍不住侧头问：“省长，熊大人这回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小的在馆里听差，也见过不少官，可他今儿个一不摆仪仗，二不穿公服，只带四名亲卫，静悄悄进城，倒像是……倒像是怕惊动谁似的。”
张志远望向前方，官道尽头海天一线，日光把浪尖镀成碎银。他轻勒缰绳，让马速稍缓，声音散在海风里：“怕惊动的，也许不是我们，而是福州城里的某些人。熊文灿若真为减税、借粮、通商而来，大可发官牒、派幕僚，何必亲涉风涛？除非——”
他顿了顿，眉心微蹙，“除非他想谈的，是连朝廷都不便明言的事。”
小唐听得心里发紧，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渐渐远去的工地：夯号子声重新响起，像低沉的鼓点。而前方，夷州城的飞檐在日光里若隐若现，仿佛一张刚刚摊开的宣纸，正等谁来落第一笔。
两骑绝尘，直奔城门。
迎宾馆的正厅高阔，南洋来的柚木大梁被海风常年吹拂，泛出一种温润的金铜色。熊文灿坐在东窗下的酸枝官帽椅上，手边一盏冻顶乌龙已凉透，仍一口未饮。阳光透过百叶窗棂，在他绯红补服上切出一道一道细长的光栅，像把大明律例里那些“寸板不许下海”的条陈，硬生生勒进他眼里。
厅里进出的人潮一刻未停——
一个穿藏青对襟短褂的汉国海关书记，抱着一摞盖火漆的税单，小跑着撞进柜台，袖口里掉出半截铅笔，被后面的人弯腰捡起顺手插回他耳后，动作熟稔得像街坊递葱。
两名缠头巾的阿拉伯商人用蹩脚的闽南话争执着什么，怀里抱着成色极好的龙涎香，随身的黑奴少年把算盘打得噼啪乱响。
一个戴圆框眼镜、别着“洛阳造船厂”工牌的青年，正拿一截粉笔在照壁上画示意图，给围观的荷兰船长讲解“新式铜皮包舵”能减少多少转舵半径；荷兰人听完连连点头，当场掏出小本子记。
更远处，一位倭国女翻译官踩着木屐“哒哒”而过，怀里抱着一叠日文合同，边走边回头朝身后的暹罗米商喊：“三成定金，银票汉国银行见票即付！”
嘈杂却有序，像一部上了润滑油的庞大机器。熊文灿的目光追随着那只从柜台滑到耳后的铅笔——如此细微的动作，竟无人呵斥、无人盘查，人人都忙着“做买卖”，而非“防彼此”。
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袖中那封用黄绫裹着的密函——里头是崇祯皇帝朱笔亲批的“酌开漳泉洋禁，以济粮饷”草诏，墨迹尚新，却烫手得很。大明说禁海，可福州河口夜夜有“乡绅巨室”的私帆挂月而出，满载生丝、瓷器，换回胡椒、象牙、番银；巡按御史的船就在旁边泊着，灯却熄得恰到好处。熊文灿想起自己府里那几艘“以漕运为名”的沙船，嘴角不由浮起一丝苦笑：
“都在做，却无人敢像此地一般，把‘做’字堂堂正正写在门楣上。”
此时，一个约莫七八岁的汉国孩童举着风车从厅中跑过，风车叶是薄铁片冲压的，转起来叮铃脆响。孩童撞到他膝盖，风车停了，抬头冲他咧嘴一笑，又跑开。熊文灿忽觉心头一轻——那笑里没有畏惧，也没有“官老爷”三个字。
他抬眼望向高悬在厅门上的匾额——
“四海通津”。
金漆隶书写得酣畅淋漓，仿佛把这四个字抛向海面，任其随波而去，永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