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城下的硝烟渐渐飘散，缴获的武器还在清点，战场的血迹尚未干透。一份关于近万名俘虏的处置方案，已在中革军委的会议上敲定。不同于以往急于补充部队的做法，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临时的新编师，将这些俘虏集中管理、教育、转化。
白天，他们被组织起来，观看《血泪债》活报剧，听红军干部讲述阶级压迫的道理；夜里，则以连队为单位，开“诉苦会”，让这些大多出身贫苦的士兵，自己诉说在军阀部队里挨打受骂、克扣军饷、被迫卖命的悲惨遭遇（这一套方案早已经从二十一师转到了全军使用）。红军的官兵平等、为穷人打仗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与他们的亲身经历形成鲜明对比。
思想上的坚冰，在日复一日的宣讲、对比和最起码的饱饭待遇中，逐渐消融。最终，近八成的俘虏兵——超过七千人——自愿脱下旧军装，领到了缀着红五星的灰色军帽和三个沉甸甸的银元。他们被分散补充到各主力军团，尤其是伤亡较大的部队。那些不愿留下的，红军没有刁难，按照政策发给路费，派专人将他们送出警戒线。
红军的实力在胜利和补充中悄然恢复，但更大的阴云已在重庆上空凝聚。
蒋介石的专机降落在珊瑚坝机场。遵义大败、两个嫡系师被歼的消息，让他震怒之余，更感到前所未有的紧迫。他判断，红军在黔北立足未稳，下一步必然寻求与活跃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图打开新局面。
在重庆行营，对着巨大的军用地图，蒋介石亲自拿起红蓝铅笔，开始部署他心目中新的“铁桶阵”：
命令郭勋祺（虽经土城之败，但部队已收拢补充）从松坎出发，向桐梓、娄山关方向稳步推进，施加压力。
命令上官云相率两个师，由重庆急赴松坎地区集结，构成北面屏障。
命令吴奇伟（已因战败受到申斥）率领余下的两个师，驻守乌江南岸，警惕红军再次南渡。
命令周浑元纵队的三个师，进驻遵义以西的鲁班场、仁怀地区，采取守势，扎稳脚跟。
命令第三纵队滇军孙渡部，向大定（今大方）、黔西一带运动，封堵西面。
命令第四纵队黔军王家烈残部，在金沙、土城地区收拢整顿，阻止红军向西。
命令薛岳兵团主力在湄潭地区展开，积极搜寻红军主力，寻求决战。
又电令何键，派湘军第五十三师从镇远向石阡、思南地区急进，会同已在该地的另两个湘军师，依托乌江天险，严防红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合。
一道道电令飞向各路大军。然而，与以往急令“进剿”不同，蒋介石此次特别强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构筑碉堡，巩固防线，诱匪来攻，聚而歼之。”他要将在江西苏区对付红军的“堡垒战术”，在黔北山川间重演一遍。
这个命令，正中许多国民党将领下怀。无论是新败的吴奇伟，还是畏惧红军野战能力的周浑元、王家烈，乃至地方军阀孙渡，都乐于躲在坚固工事后面。一时间，从乌江岸边到赤水河畔，从娄山关下到仁怀城外，响起了密集的斧凿锤击之声。一座座碉堡、一道道壕沟、一条条铁丝网，在山头、隘口、交通要道迅速出现。
红军方面，则亟需打破僵局，寻求新的机动空间。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试探，都试图诱惑对方离开坚固阵地，在运动中露出破绽。但在“避战保实力”的普遍心态下，国民党军这次“缩头乌龟”战术执行得更为彻底。无论红军小部队如何挑衅、袭扰，他们大多紧守工事，只是用枪炮还击，绝不轻易出击。战场出现了奇特的相持局面。
相持，对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缺乏稳固后方的红军而言，是致命的。时间拖得越久，敌人的堡垒防线就越完善，合围圈就越紧密。
1935年3月13日，一份由野战军总部发布的命令，打破了表面的平静。命令要求红军主力向遵义西南方向转移，意图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同时，一个精心的伏击计划也随之制定：以部分兵力佯动，引诱驻扎在乌江南岸地区的吴奇伟部（第90师欧震部、第92师梁华盛部）渡江北进，红军主力则在预设阵地予以歼灭。
然而，吴奇伟在遵义城下吃过大亏，变得异常谨慎。他的部队渡江后，并未冒进，反而在长干山地区停下脚步，加紧构筑工事，摆出一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架势。红军设伏的部队在寒风中潜伏多日，始终不见“大鱼”上钩。
伏击不成，只能强攻。红军将目光投向了已进驻鲁班场、仁怀地区的周浑元纵队三个师。这里碉堡林立，工事坚固，是一块硬骨头。但若能敲开它，就能打开西进的通道，打破敌人的合围态势。
红二十一师在遵义战役中连续经历娄山关、老鸦山、三合阻击等数场恶战，虽战果辉煌，但自身伤亡亦重。各团在补充了部分新兵和俘虏转化的战士后，一直在进行休整和恢复性训练。因此，在即将发起的鲁班场战斗中，二十一师被指定为全军预备队，负责拱卫中央纵队安全，暂不投入一线攻坚。
与此同时，一项更为隐秘的行动已在悄然进行。干部团上干支队奉命，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偷偷占领了仁怀县城以北的重要渡口——茅台镇。一支精干的工兵连随之抵达，在夜幕和有利地形的掩护下，开始在赤水河上秘密架设浮桥。中央的意图已然明确：无论鲁班场之战结果如何，红军都必须尽快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将主力转移到西岸，重新赢得机动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