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小树”的提议，在四人的内部讨论中引发了一场短暂却激烈的低语风暴。风暴的中心，是那条不容逾越的“合规”红线。
“我明白你的意思，浩川。”林倩的眉头紧锁，手指在平板边缘无意识地敲击着，这是她遇到棘手问题时的习惯，“但以我们目前掌握的所谓‘线索’——一个十几年前问题青少年的化名，一段模糊的备注——去进行任何形式的追踪调查，无论多么隐蔽，都缺乏最起码的依据和授权。一旦被审计或察觉，就是严重的程序违规，甚至可能被认定为滥用职权。郑局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我们可以不从官方渠道走。”冯浩川的声音有些急促，逻辑学家的固执让他不愿放弃这条刚刚发现的、可能通向源头的细线，“马涛有他的办法，通过非正式的……”
“马涛的办法同样有风险。”刘世友打断了他，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而且，把马涛和他的人拖进来，意味着要将我们的怀疑扩散到更外围。在一切都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也是对马涛的不公平。”
冯浩川张了张嘴，最终沉默下来。他明白刘世友和林倩是对的。刑警的权力和行动，必须框定在法律的格子里，越界一步，就可能满盘皆输，甚至伤及无辜。苏晓雯案的惨痛教训之一，就是时刻警惕因个人情感或执念而导致的判断偏差和行动冒进。
唐晓婷一直没有说话，此刻才缓缓开口，目光落在冯浩川带来的那份项目记录复印件上：“浩川的发现，价值不在于立刻去追查‘小树’这个人。而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潜在的‘模式’。”
她拿起笔，在旁边的空白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一个专业观察者（王思淼），在一个特定的筛选场景（心理干预项目）中，有机会识别出具有某种极端情绪特质（对特定不公的深刻愤怒）的个体（如‘小树’）。这种识别，可能是无意识的专业敏感，也可能……是有目的的寻找。”
她抬起头，看向其他人：“如果我们暂时搁置对‘小树’具体下落的追查，而是将这个‘模式’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去重新审视我们手头所有的历史碎片呢？比如，周小梅的表姐，她是否也在某个类似的‘服务’或‘观察’场景中，与王思雨或王思淼产生过交集？比如，那个发表阴暗短文的匿名用户，其行文风格和关注主题，是否也符合某种被特定‘理念’筛选过的特征？”
林倩的眼睛微微一亮：“你是说，我们不做针对具体个人的追踪，而是做‘模式识别’和‘网络图谱重建’？利用现有的、合规范围内的历史公开数据，去尝试构建一个可能存在的、以特定理念或人物为中心的‘弱关联网络’？”
“对。”唐晓婷点头，“这更像是学术研究或犯罪心理学的案例分析，而不是刑事侦查。我们可以尝试去理解，而非去指证。”
这个思路像一束微光，穿透了因“不能做什么”而产生的沮丧迷雾。它提供了一条在红线之内继续前行的狭窄路径。
“可以操作。”刘世友最终拍板，“浩川，你负责主导这个‘模式分析’框架的构建，将董教授事件中的符号、博客内容、‘小树’案例中的情绪特征、林倩找到的早期匿名文本风格、甚至旧照片中的符号意象，都作为参数输入进去，看看是否能提炼出更清晰的‘理念筛选’或‘影响路径’模型。”
“林倩，你利用公开数据源和学术数据库，在不触及隐私和敏感信息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对相关历史人物（王思淼、王思雨、周小梅表姐等）在特定时间段内活动网络的重建。重点不是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可能接触过什么人、参与过什么类型的活动、身处怎样的环境。”
“晓婷，你从法医和毒理学角度，继续深化对‘未知化合物痕迹’和‘潜在威胁化合物筛查’的研究，保持技术上的前瞻性。”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凝重：“所有工作，必须严格限定在理论分析、历史研究和专业技术准备的范畴内。不形成任何指向明确的结论报告，不向任何外部人员透露，甚至在我们内部，也仅限于必要的信息同步。我们要做的，是让自己成为这个领域最专业的‘学者’，而不是越俎代庖的‘法官’。”
分工明确，界限清晰。这是一场戴着镣铐的舞蹈，每一步都必须精准落在合规的方格内。挫败感并未完全消失，但被一种更深沉、更坚定的决心所取代。既然无法强行推开那扇门，那就先用所有合规的工具，将门上的纹路、锁孔的形状、甚至空气中残留的气味，研究到极致。
然而，就在他们调整方向，准备投入这场静默的“学术研究”时，一片新的、更为厚重的帷幕，带着陈旧纸张和绝望的气息，猛地朝刘世友压了下来。
三天后的傍晚，刘世友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对方是一个声音苍老、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老人，自称姓吴，是刘世友父亲刘建国当年的老同事，早已退休多年。
“小刘啊，我收拾老房子，翻出点你爸以前落在我这儿的东西。”吴伯的声音有些沙哑，透着岁月的痕迹，“一些他当年查那个珠宝店案子时，自己私下记的笔记，还有一些他觉得有问题、但没往正式卷宗里放的材料复印件。当时……情况复杂，他放我这儿，说留个底。后来他走得急，我也就一直收着，差点忘了。最近听说你在市局干得挺好，想想，这东西该给你。”
刘世友握着手机的手指骤然收紧，指节泛白。父亲私下保留的、未入卷的材料？
“吴伯，您在哪里？我马上过来。”他的声音保持平稳，但心跳已如擂鼓。
一小时后，在城北一个老旧小区布满爬山虎的单元房里，刘世友见到了颤巍巍的吴伯，接过了一个封得严严实实、边缘已经磨损的牛皮纸档案袋。袋子很沉，像装着一段凝固的时光。
他没有当场打开，郑重谢过吴伯，驱车回到市局。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人。他锁上门，拧亮台灯，深吸一口气，才小心翼翼地拆开档案袋。
里面是几本硬壳笔记本，字迹是父亲熟悉的工整中带着倔强。还有一叠用回形针别着的复印件，纸张早已泛黄脆化。他先翻开笔记本。
前面的内容与正式卷宗大同小异，但记录更为琐碎，包含了大量对当时办案流程、相关人员（包括上级和同事）反应的个人观察和疑问。越往后翻，字迹越显潦草，情绪透过纸张扑面而来——那是一种混合着巨大困惑、不被理解的愤懑、以及深深无力的焦虑。
在接近最后的部分，父亲的笔记出现了几页极其重要的内容：
· 关于证人周小梅：父亲怀疑她的失踪并非自愿，可能受到胁迫，甚至更糟。他列举了几个疑点：周小梅失踪前并无异常财务或情感变动；其租住处物品整齐，不像仓促离开；有邻居反映，失踪前一天晚上，似乎有陌生车辆在附近短暂停留。父亲曾想就此深入调查，但被当时的大队长以“证据不足、不要浪费警力在无关人员上”为由制止。
· 关于关键证据（一枚带血的袖扣）：父亲详细记录了这枚从现场提取的袖扣，如何在移交鉴定过程中，包装袋密封条出现了极其细微的、非正常的松动痕迹（他用了放大镜反复确认）。他怀疑证据可能被污染或调换，但鉴定报告依然做出了认定，而他的怀疑被批评为“疑神疑鬼”、“破坏鉴定权威”。
· 关于可能的幕后压力：父亲用隐晦的词语提到，案发后不久，有“上面的人”暗示此案宜早结，不宜深挖。他感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将调查导向某个特定的、仓促的结论。他写道：“真相似乎被一件‘合身’的外衣包裹着，所有人都在称赞这件外衣，却没人愿意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穿了衣服。”
· 最后几页，是反复涂写又划掉的一个名字和几个关联词，字迹混乱，显示出父亲临终前极度的精神煎熬。刘世友极力辨认，勉强看出几个碎片：“社区……服务中心”、“女社工”、“关系”、“目击？……灭口？”
社区服务中心！女社工！
这几个词像烧红的烙铁，烫在刘世友的眼球上。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思绪果然也纠缠于此！他不仅怀疑证据问题，不仅感到压力，他甚至可能将失踪的证人和那个“社区服务中心”以及某个“女社工”联系了起来！这个“女社工”，会是王思雨吗？还是周小梅的那个表姐？或者……是王思淼本人？（当时她可能还在读书或刚工作）
刘世友猛地拿起那叠复印件。大多是当年一些边缘证人或关联人员的初期询问笔录草稿，以及一些现场照片的额外角度拍摄。其中有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复印件，引起了刘世友的注意。照片背景似乎是某个办公室的窗外，焦距对准的是窗外楼下街道的一角。在街道对面，一个公用电话亭旁，站着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年轻女子的侧影，女子正在低头看手里的东西，面容不清。照片背面，父亲用红笔写着：“周失踪前日，其工作咖啡馆对面街角。该女子？经查非周。何人？为何在此？”
这个模糊的侧影，会是谁？是偶然的路人，还是与周小梅失踪有关的某人？
刘世友将照片和笔记本上关于“社区服务中心”、“女社工”的碎片记载并排放在一起，又想到冯浩川发现的“小树”和王思淼在图书馆项目的关联，想到林倩报告中王思淼早期学术意象的演变，想到唐晓婷旧照片里那串风铃和鸟爪符号……
无数细微的、来自不同时间维度的尘埃，在这一刻，被父亲遗留下的、充满血泪与不甘的笔记，赋予了难以形容的重量。它们不再仅仅是飘浮的疑云，而像是被一条来自二十年前的、绝望的视线，隐隐地串联了起来。
微光或许仍在合规的狭缝中艰难穿行，但一副更为庞大、更为沉重的帷幕——由父亲的遗恨、被掩盖的真相、以及可能跨越二十年的冰冷阴影交织而成的帷幕——已经轰然垂落，将刘世友，连同他所有的战友，彻底笼罩其中。
他们还能继续只做沉默的“学者”吗？当父亲的遗志和可能延续至今的罪恶，以如此直接的方式压在肩头时？
台灯的光晕下，刘世友的脸色苍白如纸，眼神却如淬火的刀锋，冰冷而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