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尼戈夫市郊，苏联空军第xxxx航空团的驻地，高墙耸立，岗哨森严。
与城内萧条混乱的景象相比，这里依然保持着一种刻板的秩序感，只是围墙上的标语油漆和铁丝网都透着一股被时光遗忘的陈旧气息。
江辰的“技术创意征集”虽然巧妙且收获颇丰，但随着一批批电子产品和美元现金的流入，终究在封闭的小城里引起了细微涟漪。
嗅觉灵敏的各方势力——无论是本地新崛起的“巴维尔兄弟会”，还是可能潜伏的、对航空技术感兴趣的西方代理人——都开始若有若无地向工厂和江辰的临时落脚点投来探寻的目光。
米哈伊尔副厂长在一次秘密会面中也忧心忡忡地暗示，厂内并非铁板一块，有人对他们的“私下交易”颇有微词，甚至可能向更高层或别的势力通风报信。
继续在灰色地带玩智力游戏的风险正指数级上升。
江辰当机立断，转换策略，回归更直接、也更能对抗不确定性的力量——军队。
他手里还有一张不算王牌，但或许能敲开一扇门的牌：与西伯利亚彼得罗夫将军建立的“友谊”和贸易关系。
虽然彼得罗夫是陆军，且远在西伯利亚，但苏军体系内，尤其是高级军官之间，总有一些盘根错节的联系、校友网络或旧日情谊。
更重要的是，他江辰是一个“曾经与苏军合作过、并为军队带来过实惠”的外国人，这个身份比纯粹的陌生商人或可疑的技术贩子要有分量得多。
目标选定为驻扎在切尔尼戈夫郊外的这个航空团。
该团历史上曾担负过为切尔尼戈夫厂试飞新机、江辰心心念念的图160就在这里，作为远东的战略目标，也与工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团长或政委，很可能是了解工厂技术价值、并对当前混乱局面有切身感受的关键人物。
这一次，江辰没有通过中间人，而是让陈卫国和小赵做好了最周全的安全准备后，亲自驱车前往军营。
在警戒线外，他向执勤哨兵递交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措辞谨慎的信函。
信函以英文和俄文双语书写，抬头发给“航空团指挥官同志”，落款是“香港远东工业集团董事长江辰”。
内容简明扼要：提及曾与西伯利亚军区彼得罗夫·伊万·伊万诺维奇将军在“增进相互了解与经济合作”方面有过良好互动；
表达了对苏联航空工业成就的敬意；
说明自己目前在切尔尼戈夫进行民用电子产品的市场调研与技术交流；
听闻贵部与本地优秀航空制造企业渊源深厚，本着友好交流的精神，希望能拜会指挥官同志，探讨在非涉密技术领域（如模拟训练设备升级、后勤管理电子化等）进行民用商业合作的可能性。
随信附上了一份精致的“远东工业集团”产品目录册（主要是液晶显示器和电脑，刻意淡化军事色彩）以及……两瓶包装精美的中国茅台酒和几条中华香烟作为“表达敬意的小礼物”。
哨兵疑惑地打量着眼前这三个气质迥异的东方人（江辰的沉稳、陈卫国的精干、小赵的机敏），但还是按照规定将信函和礼物送入营内。
等待的时间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
江辰站在车外，感受着军营肃杀的氛围，脑海中飞速推演着各种可能性：
被拒之门外、被礼貌敷衍、被盘查扣押、或者……最理想的，得到一次会谈机会。
约一个小时后，一名少尉军官走了出来，态度不算热情，但保持了基本的礼节：
“江先生，团长同志原则上同意与您进行简短会面，但请注意，会谈内容仅限于一般性商业交流，且有时间限制。
请随我来，您的随行人员请在接待室等候。”
江辰心中一松，知道第一步成功了。
他示意陈卫国和小赵留下，自己整理了一下西装，跟随少尉走进了军营。
航空团团长是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科尔舒诺夫的上校，四十多岁，身材保持得很好，脸上带着军人特有的坚毅线条，但眉宇间也有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
他的办公室朴素而整洁，墙上挂着苏联空军徽章和几张老旧的黑白战机照片。
“江先生，请坐。”科尔舒诺夫上校没有过多的寒暄，目光锐利地审视着江辰，“您的来信提到了彼得罗夫将军。
我认识他，在很多年前的联合演习中。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您和他，真的有合作？”
“是的，上校同志。”江辰用熟练的俄语回答，态度不卑不亢，“主要是民用物资交换和一些工业设备方面的咨询合作。彼得罗夫将军非常关心部下的福祉和地区的稳定发展。”
他刻意突出了“民用”和“福祉”，并适时递上了与彼得罗夫合影的照片副本（当然是经过处理的、看不出具体地点和背景的版本）以及彼得罗夫亲笔签名（真假难辨但足够唬人）的合作意向书复印件。
科尔舒诺夫仔细看了看，脸色稍霁。“那么，您这次来切尔尼戈夫，又有什么‘民用合作’设想？我这里可不是百货商店。”
“当然不是，上校同志。”江辰诚恳地说，“我了解到贵部与切尔尼戈夫飞机制造厂有长期协作关系。
我集团旗下的电子公司，在显示技术和计算机辅助设计方面有一些进展。
我注意到，无论是工厂的研发部门，还是贵部的训练保障部门，都可能面临设备老化、技术更新缓慢的问题。”
他摊开产品目录，指向液晶显示器和电脑：“这些设备，或许可以帮助工程师更高效地进行设计模拟，或者帮助训练部门建立更直观的维修教学系统。
这完全是民用性质的效率提升工具。当然，我们也理解当前的经济困难。
我们愿意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甚至是以部分易货贸易的形式，支持贵部和相关合作单位的技术升级。
我们看重的是长远的友谊和潜在的技术交流机会。”
科尔舒诺夫上校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
他当然明白江辰的潜台词：用先进的电子设备，换取接近工厂技术体系的门路，或者至少是某种程度的认可与庇护。
这比那些只想用美元廉价收购技术、甚至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西方豺狼，听起来要“温和”且“务实”一些。
而且，对方搬出了彼得罗夫……这层关系虽然不直接，但足以让人多一分考量。
更重要的是，团里乃至整个驻乌苏军的处境都很尴尬。
经费短缺，士气低落，与地方关系日趋紧张。
如果能有外部渠道，以“民用合作”的名义，为部下或关联单位弄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升级指挥所的显示系统，或者为随军子弟学校弄几台电脑），对他这个团长来说，无疑具有吸引力。
“江先生，”科尔舒诺夫终于开口，语气依旧严肃，“我原则上不反对有益的民用技术交流。
但是，我必须强调几点：第一，任何活动必须在法律和军队纪律允许的范围内；
第二，不得涉及任何军事机密和敏感技术；
第三，所有接触必须通过正式渠道报备。如果你能做到，我可以安排你与厂里负责技术保障的同志，进行一次正式的座谈。
仅限于讨论民用显示设备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可能性。明白吗？”
“完全明白，上校同志！”江辰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这比他预想的要好得多。
有了军方团级主官的“原则同意”和居中联络，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定程度的“监护”下，与工厂内更核心的技术管理部门接触。
这相当于获得了一张有一定分量的“护身符”和“介绍信”。
“具体的安排，我会让参谋长和你的人对接。”
科尔舒诺夫站起身，示意会面结束，“记住你说的话，江先生。在切尔尼戈夫，秩序仍然存在。”
离开军营时，江辰感到肩头的压力并未减轻，但方向却清晰了许多。
“老路”有时候恰恰是最有效的路。
接下来，就是如何在军方“监督”下，将“民用技术交流”这出戏唱好，并从中获取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技术信息，还是进一步接触核心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