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指挥部收到的电报，一天比一天厚。徐建业的桌上，来自北满各地“两面政权”的报告，不再是简单的“敌情通报”或“粮食藏妥”，开始出现些新内容。
冯仲云挑出几份，摊在于凤至面前。
一份来自方正县某屯：“保长李守田密报，已按指示，于屯东破庙开办‘夜校’，每晚有青壮三十余人识字，兼讲时事。上月成功掩护我方伤员三名，疗愈后归队。另，屯内十三名可靠青年，已秘密组织‘护屯队’，备有土枪三杆，知晓基本警戒与报信方法。”
一份来自绥化附近：“甲长王有才报，利用保长身份，借‘防匪’之名，已从伪满区公所请得十杆老旧步枪‘武装自卫队’。枪虽旧，擦拭可用。队员皆为我方安排之可靠农民，白日扛枪巡村应付检查，夜间则为我秘密交通线提供护卫。”
还有一份，字迹略显激动：“我处保长周广仁，昨日调解村民王、李两家耕牛纠纷，未报伪满警察所，自行依公理处断，双方皆服。村民私议：‘周保长处事公道，比那狗腿子强百倍。’周广仁认为，此乃确立威信之机，请示可否逐步接手村中民事调解、婚丧嫁娶等事？”
于凤至看完，指尖在报告上轻轻点了点：“从藏粮护人，到办学练兵，再到管事断案……他们步子迈得不小。”
“水到渠成。”冯仲云道，“鬼子只顾抢粮抓丁，哪管百姓死活。这些保长甲长，帮大家躲了祸事，分了粮种，自然就有了说话的份量。老百姓眼里，他们比那些只知要粮要命的伪官，更像‘官’。”
“像官还不够。”于凤于摇头，目光深远，“要让他们成为老百姓心里真正的‘主心骨’。告诉这些同志，胆子可以再大一点。只要不暴露，不引来鬼子大队清剿，那些伪满区公所、警察所懒得管、管不了的‘闲事’，比如春耕争水、邻里口角、孤寡照料，都可以接过来管。规矩就一条：公平。用咱们的道理，办老百姓的事。”
这道默许的指令，像给暗流加了一道闸门，水流更急，也更隐秘地冲刷着日伪统治的根基。
在北满广袤的农村，“两面政权”悄然升级。保长们不再仅仅是情报员和掩护者。他们开始组织村民修桥补路——当然，是通往山里根据地的“便道”；他们以“防匪保境”为由，将青壮编成“更夫队”、“巡夜队”，名正言顺地进行准军事训练；他们甚至秘密推行一种粗糙的“互助组”，几家劳力互换，帮军属、帮孤老耕种。
白天，村子依然悬挂着伪满的“五色旗”，保长见了日伪人员照样点头哈腰。可到了夜里，或者日伪人员离开后，这里运行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秩序。鬼子征粮的数额，总能被种种“合理”的理由降到最低；抗联需要的物资和情报，总能悄无声息地筹集传递；受了冤屈的百姓，开始知道不去伪警察所，而是悄悄敲开保长家的后门。
日伪控制的城镇，渐渐成了一座座孤岛。出了城门不远，就是另一片天地。鬼子的小股部队，再不敢轻易下乡。他们发现，以前那些温顺的“良民”，眼神里多了些看不懂的东西；问起“匪情”，永远是一问三不知；想找个向导，全村都成了“路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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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辽西，朝阳县一片贫瘠的山沟里，几个身影借着夜色摸进一处隐秘的山洞。
洞内篝火熊熊，映亮了几张饱经风霜的脸。为首的是个精瘦的中年汉子，名叫雷鸣，原是于凤至在辽西建立根据地时的区小队队长，主力转移时奉命留下坚持。
“老雷，你看看这个！”一个年轻干部兴奋地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塞到他手里，封面上是简陋的字：《北满根据地建设及两面政权工作经验摘要》。
雷鸣就着火光，一页页仔细翻看。里面没有空话，全是北满那边如何组织生产、如何建立“两面政权”、如何对付日伪征粮的具体办法。他的手有些发抖，不是冷，是激动。
“好东西……真是好东西！”他抬起头，眼中燃着火，“咱们这憋屈日子，到头了！”
辽西的坚持，比北满更艰难。这里离关内日军重兵集团更近，压力更大，根据地更零散。雷鸣他们东躲西藏，勉强维系着几支小游击队，更多时候是保存自己，难以有效打击敌人。
小册子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新思路。
雷鸣立刻召集骨干，对照着小册子，琢磨辽西的办法。
他们没有北满那么广阔的深山老林，但有连绵的丘陵和复杂沟壑。他们立刻改变了策略，不再追求固定的营地，而是将队伍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分散嵌入各个山村，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们选择那些最痛恨日伪、有亲属被杀害的贫苦农民，悄悄发展。没有枪，就用锄头、镰刀，先组织起来。借鉴北满经验，他们也开始尝试接触那些“被迫当官”的保甲长。
在朝阳县蛤蟆沟，保长是个叫韩老四的鳏夫，儿子被鬼子抓去当劳工死在了煤窑。雷鸣亲自摸上门，开门见山：“韩保长，想给儿子报仇不？”
韩老四盯着他，眼睛红了：“你们是……”
“东北战区，于副总司令的部队。”
韩老四的腰板一下子挺直了：“要我干啥？”
“白天，你还是保长。鬼子来了，该怎么应付怎么应付。夜里，帮我做点事……”雷鸣低声交代。
韩老四成了蛤蟆沟的“两面保长”。他利用身份，把鬼子要“清乡”的消息提前漏出来；把游击队需要的盐巴、火油，混在“办公用品”里带进村；甚至有一次，两个掉队的伪军来村里索要吃食，被他灌醉后，捆成了粽子送进山里。
星星之火，在辽西的沟沟壑壑里重新点燃。虽然还微弱，却顽强地连成了片。雷鸣的游击队，从几十人慢慢恢复到上百人，活动范围从两三个村子，扩展到十几个。他们还与在热河边境活动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的一支小部队接上了头，互相策应，情报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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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承德以北的燕山余脉。这里的斗争，又别有一番复杂。
山区蒙汉杂居，日伪的统治也更狡猾，常常利用民族矛盾，挑拨离间。派到这里开辟工作的政工干部叫苏和，是个蒙古族汉子，原在冯仲云手下学习，能说流利的蒙语和汉语。
苏和没有急着亮明身份搞宣传。他扮成收购皮货和药材的行商，赶着两头毛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转。
在克什克腾旗的一个蒙古族聚居屯，他注意到屯里的头人宝音台吉，虽然挂着伪满的“乡长”头衔，但对日本人并不热心，反而对屯里贫困的牧民颇多照顾。宝音台吉的儿子，据说去了关内念书，音信全无。
苏和找机会接近宝音台吉，不谈抗日，先谈牧草，谈今年的旱情，谈收购皮货的公道价格。他懂蒙族礼节，尊重老人，说话实在，渐渐取得了宝音台吉的好感。
一次喝酒时，宝音台吉叹气：“这世道，牧人难活。日本人要皮子要肉，从不给够价钱。那些二鬼子更坏，变着法加税。”
苏和放下酒碗，低声说：“台吉，我走过不少地方。有些地方的牧人，互相帮衬着，偷偷把好皮子藏起来，跟过路的诚实商人换粮食和茶砖，日子还能过。”
宝音台吉看着他：“你是……”
“我是从北边来的。”苏和坦然道，“那边有个于凤至将军，领着队伍打鬼子。她不光打仗，还帮老百姓种地、做生意，让蒙族汉族都有活路。她说，鬼子是草原上的野火，要烧掉一切。咱们只有抱成团，才能保住草场和毡房。”
宝音台吉沉默良久，问：“我能做什么？”
“不用您拿枪。”苏和道，“只求您睁只眼闭只眼。如果有些外乡的牧人，或是走投无路的汉人，逃到咱们这附近的山沟里落脚，求您别报给日本人。他们或许能帮咱们，把皮子卖个好价钱，换回急需的东西。”
宝音台吉缓缓点头。
有了宝音台吉的默许，苏和的工作顺利了许多。他在燕山深处找到了几处适合隐藏的小山谷，从北满来的少量骨干和陆续吸收的蒙汉贫苦牧民，在这里建起了热河的第一个秘密游击营地。他们不主动攻击日军据点，而是专注于生存、串联，并利用行商身份，在蒙族聚居区悄悄传播抗日的道理，揭穿日寇挑拨民族矛盾的阴谋。
慢慢地，一些蒙族的年轻牧人开始偷偷往营地送消息，送吃的。甚至有两个小旗的下级蒙古族官员，也暗中表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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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指挥部，灯火长明。
徐建业将来自辽西雷鸣部和热河苏和部的最新报告，并排放在于凤至面前。
雷鸣的报告详细汇报了在朝阳、阜新一带“两面政权”的初步建立，以及游击队恢复发展的情况。苏和的报告则着重讲述了在蒙族地区立足的经过，和争取到宝音台吉等民族上层人士同情的重要性。
于凤至仔细看着，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她想起另一段时空中，那句着名的话：“根据地就像下围棋，做了几个眼，棋就活了。”
“看来，咱们在辽西和热河，也做出‘眼’了。”她轻声道。
冯仲云感慨：“没想到，当初留下的火种，非但没灭，还烧起来了。辽西那边，老雷他们是真不容易。”
“热河更不简单。”徐建业道，“民族问题敏感，苏和同志处理得很稳妥。争取到宝音台吉这样的人物，比发展十个普通群众还有用。”
于凤至走到那幅巨大的东北地图前。原本，红色区域主要集中在小兴安岭、完达山、长白山等北满腹地。如今，地图上，在辽西的丘陵地带，在热河的燕山山脉，出现了几块新的、小小的红色标记。虽然还很分散，很微弱，像初燃的火星，但它们确实存在着，并且与北满的红色区域，隐隐形成了遥相呼应之势。
她拿起红笔，小心地在那几处新标记旁，画上更醒目的符号。
“告诉雷鸣和苏和，”她转身，目光灼灼，“稳住脚跟，切忌冒进。他们的任务不是攻城略地，是把根扎下去，把人心聚起来。方法可以灵活，但原则不能变：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另外，”她顿了顿，“通过秘密渠道，给他们送一批急需的物资去。辽西缺武器，就从我们缴获的日械里调一部分。热河缺药品和盐，让贸易社想办法。再派几个有经验的政工和军事干部过去，帮他们把架子搭得更牢。”
命令和物资，沿着隐秘的地下交通线，向南流淌而去。
几天后，于凤至独自站在指挥部外的高坡上，远眺南方。春深似海，山峦如黛。她的目光仿佛越过了千山万水，看到了辽西沟壑里那些坚韧的身影，看到了热河草原上那些悄然改变的民心。
徐建业悄悄走来，站在她身后半步。
“看什么呢，副总司令？”
“看火。”于凤至轻声说，晚风吹动她的短发，“星星之火，已过长城。”
她语气平淡，却蕴含着一种沉静而磅礴的力量。
徐建业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见暮色苍茫，山河寂寥。但他知道，在这片看似沉寂的土地之下，正有无数的暗流在涌动、汇聚，终将冲破一切阻碍，形成燎原之势。
而这燎原之火的第一簇火苗，正是从眼前这个看似单薄，却脊梁挺直的女人手中，传递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