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的片场还浸在冬雾里，摄像机的金属外壳凝着薄霜。我裹紧羽绒服站在布景板前，导演举着喇叭喊“准备——”，背景里的红灯笼被风吹得轻轻摇晃，是年货宣传片里最常见的热闹。
化妆师过来补口红，镜子里映出我眼下淡淡的青黑。“又熬大夜了？”她笑着问，“这片子拍完就能歇了吧？快过年了。”我“嗯”了一声，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手机边缘。屏幕暗着，日历停留在12月28日，距离除夕只剩三天。
中场休息时蹲在角落啃面包，烟火师正在调试礼炮，“嘭”的一声，金粉落在脚边的雪地上，像撒了把碎星星。忽然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冬天，我蹲在老家厨房门口，看奶奶把发好的面揉成小兔子，蒸笼冒的白气模糊了她的老花镜。“慢点儿吃，烫！”她总这么说，围裙上沾着面粉，手里还攥着刚剥好的橘子。
手机震了震，是条短信，发信人备注是“妈”：“刚看天气预报说你那儿降温了，羽绒服够不够厚？我把你房间的电热毯插上了，回来就能用。对了，你爸昨天去集上买了带鱼，说要做你最爱吃的糖醋味儿。”
指尖忽然有点烫，面包渣掉在雪地里。原来所谓“找个人陪过年”，从来不是疑问句。那些被我当作“应该”的等待——永远温热的饭菜，提前晒好的被褥，甚至此刻手机里带着烟火气的絮叨，早把“亲人”这两个字，熬成了年复一年的约定。
导演喊“各就各位”时，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雪。镜头再次对准我的时候，礼炮又响了，这次金粉落在睫毛上，我忽然笑了。因为知道，等这场忙碌落幕，会有盏灯为我留到深夜，有双筷子会在开饭时多摆一副，而那个陪我过年的人，正站在年味儿最浓的地方，等我回家。出租屋的玻璃窗蒙着层灰，雨丝斜斜打在上面，晕开一片模糊的水痕。我缩在被子里，额头烫得发疼，手机屏幕亮着外卖软件，手指却连滑动的力气都没有——重感冒来得猝不及防，连喝口水都觉得喉咙像卡着砂纸。
“咚咚咚”，敲门声很轻，带着点犹豫。我以为是外卖，哑着嗓子应了声，门却被轻轻推开条缝，探出半张熟悉的脸。是住对门的王阿姨，手里端着个白瓷碗，热气从碗沿袅袅升起。
“丫头，我听你咳了一早上，是不是不舒服？”她没等我回答，径直走进来，把碗搁在床头柜上，“刚熬的小米粥，加了点姜丝，趁热喝。”
我愣着看她。王阿姨是小区的保洁员，平时总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见了面不过点头笑笑，我甚至不知道她全名。可此刻她正伸手探我额头，掌心带着常年做家务的粗糙，却暖得像个小太阳。“哎哟，这么烫！”她皱起眉，转身从兜里摸出个体温计，“快夹上，我那儿有退烧药，你先量着。”
粥温温的，姜丝的辣意混着米香滑进胃里，暖意顺着喉咙一路淌到心口。她蹲在床边翻找药箱，花白的头发垂下来，露出后颈细密的汗珠——外面还下着雨，她大概是跑着过来的。“你这孩子，就是不会照顾自己，”她找出退烧药，又倒了杯温水递过来，“平时看你总吃外卖，哪有家里做的干净？下次要是忙，就来阿姨这儿吃，反正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
我喝着粥，听她絮絮叨叨说小区里的事：三楼的张大爷今天又捡了只流浪猫，楼下的李姐新买的电动车被雨淋了……声音像团棉花，软乎乎地裹着我。她替我掖好被角，又把晾在阳台的衣服收进来叠好，连我扔在沙发上的脏袜子都悄悄拿去洗了。
等她端着空碗离开时，雨已经小了些。我靠在床头，看着她背影消失在门后，手里还攥着她塞给我的暖宝宝——“捂着脚，别再着凉”。窗外的雨停了，阳光正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晾衣绳上滴水的袜子上，折射出细碎的光。
原来亲人不一定是血脉里的牵连。是你生病时，有人端来一碗热粥；是你狼狈时，有人默默帮你收拾残局；是你以为自己孤身一人时，一转头，发现早有人把你放在心上。
我摸了摸额头，好像没那么烫了。床头柜上的白瓷碗还留着余温，像一颗小小的太阳，在这间冷清的出租屋里，暖得人眼眶发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