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蒋介石，怀着沉重的心情，为中国设计着那套“以空间换时间”的悲壮剧本时。
咱们把镜头移到大海的另一边，日本东京。
那里的气氛，不是沉重，而是狂热。是一种发着高烧、近乎癫狂的亢奋。
如果你在一九三七年的夏天，走在东京的银座街头，你会看到，到处都悬挂着日军的“旭日旗”。穿着和服的妇女们，会在神社前，虔诚地为“皇军”的武运长久而祈祷。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会被军国主义教育煽动得热血沸沸，高喊着“八纮一宇”（意为天下一家，由日本统治），认为对中国的“圣战”，是他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天-皇使命”。
整个国家，就像一台被加满了油、踩死了油门的战争机器，刹车，早已失灵。任何敢于质疑战争的“和平主义者”，都会被扣上“非国民”的帽子，轻则被社会孤立，重则被狂热的军人，直接“天诛”（暗杀）。
而这台战争机器的“发动机”，就在东京市中心，那座戒备森严的陆军省大楼里。
那里的气氛，也焦躁得很。
在军部那些留着仁丹胡、腰间挎着武士刀的军官看来，中国这几年，发展得太快了。尤其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居然合作了。这头他们眼中的“东亚病夫”，隐隐有了一丝要团结起来，变成一头雄狮的迹象。
他们怕了。
这种“怕”，不是怕中国的国力，而是怕“错过时机”。
在他们的战略沙盘上，中国，就像一个还没发育完全的、潜力巨大的巨人。现在，这个巨人虽然虚弱、分裂，但他的骨架正在愈合，肌肉正在生长。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让他把内部分裂的“病”治好，把德国人帮忙练的“肌肉”（德械师）练壮，那到时候，再想一口吞下他，就难了。
他们觉得，不能再等了。必须趁着中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一拳把它打趴下，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一个疯狂的、充满了傲慢与无知的计划，在陆军省的会议室里，酝?酿成熟：
三个月灭亡中国。
这个计划，在今天看来，像一个天大的笑话。但在当时，提出这个计划的日本军官们，却觉得，这简直就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数学题。
咱们不妨，也戴上他们的“眼镜”，替他们算一算这笔账：
第一，他们看到了双方悬殊的国力。 就像我们在上一节算过的那样，钢铁、工业、军事……每一项数据，日本都对中国，形成了碾压性的优势。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讨伐”，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降维打击”。
第二，他们看到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分裂。 他们在中国经营了几十年，对中国的国情了如指掌。他们知道，中国的军队，不是一支统一的“国防军”，而是由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山头”组成的松散联盟。他们坚信，只要给蒋介石的中央军以毁灭性打击，那些地方军阀（比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一定会作壁上观，甚至倒戈相向。他们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坚实的国家概念。
第三，他们看到了西方列强的绥靖。 从“九一八”到“塘沽协定”，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挑衅，国际社会除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谴责，有过任何实质性的干预吗？没有。他们断定，只要他们速战速决，在三个月内造成既成事实，英美那些“商人国家”，是绝不会为了遥远的中国，而与强大的日本帝国开战的。
基于这三点“自信”，他们得出了一个清晰的作战方案：
首先，在华北，迅速击溃二十九军，占领平津。然后，主力从华北和上海两个方向，同时向中国的首都南京，发动钳形攻势。只要攻陷南京，中国的政府就会崩溃，中国的抵抗意志就会被摧-毁。剩下的，就是分区占领，扶植傀儡，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这是一个基于他们强大国力的傲慢推算，也是一个完全无视了一个四万万人口的古老民族求生意志的，愚蠢的推算。
他们算对了数据，却算错了人心。
于是，一九三七年的七月，整个华北的空气都变得像一个被塞满了炸药的火药桶，又闷又热，压得人喘不过气。
只需要一颗火星。
而那颗火星，很快就在一个叫“卢沟桥”的地方，被日本军部那些急不可耐的少壮派军官们，亲手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