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的枪声,通过一根根颤抖的电话线,传到了北平,传到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耳朵里。
这位在长城抗战中声名鹊起的将领,此刻却感觉自己像是被架在火上烤。他的公馆里,电话铃声、副官的报告声、以及窗外隐约传来的、越来越密集的枪声,混成一片,搅得他头疼欲裂。
他的屁股,坐在一个火山口上。
他攥着电话听筒,听筒烫得像块烙铁。电话那头,是守城团长吉星文带着血性的嘶吼:“军座!鬼子火力太猛!弟兄们伤亡很大!请示下一步行动!”
宋哲元看着墙上的地图,内心陷入了剧烈的挣扎。
作为一个在乱世中崛起的军阀,他最看重的,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底”——二十九军,和华北这块“地盘”。他所有的决策,都必须围绕着如何保全这两样东西来展开。
打?
这个念头,首先浮现在他脑海。手下的将士们——赵登禹、冯治安、张自忠——个个都是主战派,军中抗日情绪高涨。全国的民意,也都在看着他。如果他一枪不放,他在长城上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政治声望,将瞬间崩塌。
可是,打的代价是什么?
南京方面的电报,几乎是和第一声枪响同时到达的。措辞,一如既往地冰冷而暧-昧:“卢沟桥事变,为日方惯用伎俩,务必就地解决,不得扩大事态,以待中央外交斡旋。”
“不得扩大事态”——这六个字,像六座冰山,压在了宋哲元的心头。
他知道,蒋介石不信任他。一旦他在华北打成了全面战争,南京方面很可能不会全力支援,反而会让他宋哲元,和他的二十九军,去当那个消耗日军的“炮灰”。到时候,地盘丢了,军队打光了,他宋哲元就什么都不是了。
更深层的恐惧,来自于实力。
他比谁都清楚,二十九军的大刀,在华北的平原上,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无异于以卵击石。一旦开战,他这点家底,可能几天之内,就会被打光。
进一步,是军事上的覆灭;退一步,是政治上的破产。
这位华北的实际掌权者,陷入了深深的彷-徨。
他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一边打,一边谈。他希望能像以前无数次摩擦一样,通过有限的军事冲突,换取一个代价不大的“和平解决方案”,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卢沟桥地区,出现了一幕极其诡异的景象。
战场上,二十九军的士兵们,在吉星文、赵登禹等将领的指挥下,打得异常勇猛。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日军的进攻,甚至发动反击,一度夺回了被日军占领的铁路桥和龙王庙。一线将士的血是热的,他们只想用子弹和大刀,来扞卫国土。
而谈判桌上,宋哲元的代表们,却在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屈辱谈判”。他们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讨价还价。日方态度蛮横,提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道歉、赔偿、惩办“肇事者”、守军后撤……
宋哲元,就在这两者之间,痛苦地摇摆。
他一会儿给前线打电话,命令赵登禹:“给我狠狠地打!打出我们二十九军的威风来!”
挂了电话,他又对谈判代表说:“可以答应他们的一部分条件,只要能让他们停火,什么都可以谈。”
他就像一个绝望的赌徒,一会儿把筹码推上赌桌,一会儿又想把筹码收回来。他想吓退对手,又怕输光老本。
这种彷徨和摇摆,是致命的。
它让日本人看清了他的底牌:他,没有与日军进行全面战争的决心和勇气。
于是,日本人也陪着他演戏。他们在谈判桌上假意和谈,摆出一副“友好协商”的姿态,暗地里却在疯狂地从国内和东北调兵遣将。一列列军车呼啸着开进丰台,一门门重炮被悄悄地架设起来。
当宋哲元还在为一个所谓的“停火协议”——一个要求他自己撤走卢沟桥守军的屈辱协议——而奔波时,数万名精锐的日军,已经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战略包围。
图穷,匕见了。
七月中旬,当宋哲元终于从“和平解决”的幻想中惊醒时,他发现,自己和他的二十九军,已经被逼到了墙角,再也没有任何腾挪的空间了。
这位华北棋手,在这盘复杂的棋局中,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的犹豫,而满盘皆输。
他想避免的全面战争,恰恰因为他的犹豫,而变得再也无法避免。
那决定最终方向的决断之声,即将从遥远的庐山,传来。而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