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团” 的暴动，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日伪 “清乡” 当局的脸上。
然而就在苏中军民为这场胜利欢欣鼓舞时，另一场更阴险、更复杂的危机已悄然逼近，这场危机的根源不在日军，而在伪军内部永无休止的 “地盘之争”。
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长江北岸的靖江。这里原本是苏中地区相对稳定的 “三不管” 地带，可随着 “清乡” 深入，两股心怀鬼胎的伪军势力同时盯上了这块 “肥肉”。
一股是盘踞靖江县城的 “地头蛇”，伪靖江县保安司令陶明德，他统辖着约 800 人的伪靖江县保安团，控制着新港、八圩港口的巨额税收与水路管理权，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另一股则是新来的 “强龙”，汪伪和平建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三师（简称 “伪暂三师”），师长蔡鑫元，这支部队驻防泰州、靖江一带，早就对陶明德那能 “下金蛋” 的地盘垂涎三尺。
蔡鑫元多次想将陶明德收归麾下，都被对方以 “保境安民” 为由拒绝。眼看软的不行，蔡鑫元心生一计：1943 年 3 月下旬，他借口 “靖东地区有新四军活动”，派出手下最精锐的伪暂三师第一团和师部特务营，悍然占领了新港。这一招又准又狠，新港不仅是陶明德的 “钱袋子”，更是苏中抗日根据地从长江运进药品、布匹，秘密输送干部的重要交通站，伪暂三师占领这里，等于掐住了根据地的咽喉。
更要命的是，根据我方内线情报，这支占领新港的伪军计划在 4 月 15 日西返途中，顺势控制靖江县城，将整个靖江纳入伪暂三师的势力范围。中共靖江县委得知消息后，立刻将这一紧急情况上报苏中三地委和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
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苏中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的叶飞，接到报告后瞬间意识到：这既是危机，更是千载难逢的战机！这位日后将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的指挥官，盯着地图上即将火并的两股伪军箭头，脸上露出猎人般精明的微笑。
他决定当一回 “渔翁”，用 “驱虎吞狼” 之计坐收渔利。
叶飞立刻赶赴靖江，亲自主持召开靖江、如西、泰兴、泰县四县独立团负责人联席会议（注：1943 年如皋县分设如西县与如皋县，如西县属苏中三分区，参战为如西县独立团），制定了周密的伏击计划。
第一步是 “驱虎”。会议结束后，中共靖江县委通过地下党给陶明德送去两份 “重磅证据”：一份是伪造的蔡鑫元致伪江苏省府的电报，内容是 “请求批准抄没陶明德在县城的商铺与家产，以充军需”；另一份是 “伪暂三师侦察队绘制的靖江县城布防图”，暗示对方随时可能攻城。同时，我方代表还向陶明德承诺：“只要新四军打响伏击，战后新港的税收权仍归您所有。” 陶明德见 “证据确凿”，又有实际利益保障，既恨蔡鑫元的霸道，又盼着有人替自己 “拔钉子”，当即满口答应：“只要你们动手，我部绝不出城增援！”
第二步是 “吞狼”。4 月 14 日深夜，靖江、如西、泰兴、泰县四县独立团，联合苏中第三军分区特务营，在苏中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陈玉生的统一指挥下，悄悄在靖（江）新（港）公路的七号桥至五号桥地段张开了大网。这里道路狭窄，两侧不是齐腰深的芦苇荡，就是刚插完秧的水田，既便于隐蔽，又能阻断伪军退路，是天造地设的伏击战场。
4 月 15 日清晨，骄横的伪暂三师第一团和特务营毫无防备，哼着小曲、吹着口哨，大摇大摆地从新港出发，向靖江县城开进。当他们的队伍全部进入七号桥至五号桥的伏击圈时，清脆的冲锋号突然划破清晨的宁静！
早已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数千名新四军战士，像从天而降的猛虎，从芦苇荡、水田中一跃而出，扑向公路。机枪怒吼着扫向伪军队列，手榴弹像冰雹般砸进密集的人群，伪军瞬间被打懵了，大部分人还没来得及把枪从背上卸下来，就被潮水般涌来的新四军战士按倒在地，成了俘虏。
只有少数走在队尾的伪军侥幸反应过来，扔下辎重拼死突出重围，朝着附近陶明德部的据点逃去。可当他们气喘吁吁地跑到据点门口，却发现吊桥早已高高拉起，大门紧闭。据点里的伪军隔着城墙大喊：“陶司令有令！防止新四军乘机冲进来，任何人不得放入！” 陶明德这出 “借刀杀人”，演得淋漓尽致。
无奈之下，这股残敌只能继续落荒而逃，最终在半路被新四军追击部队全部歼灭。整个战斗从打响到结束，只用了几十分钟。新四军不仅全歼伪暂三师第一团和师部特务营，还毙伤伪军二百余人，俘虏伪第一团副团长、营长以下四百三十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十二挺、步枪三百八十余支，彻底粉碎了蔡鑫元吞并靖江的野心。
一场由伪军 “狗咬狗” 引发的危机，最终在叶飞这位 “高明渔翁” 的操纵下，变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新港伏击战的凯歌，不仅一举扭转了靖江地区的斗争形势，更给新四军在平原水网地区，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提供了最经典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