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本篇讲述两条历史情节。
刘邦将韩王信（韩信，刘邦早在楚汉争霸期间所封的韩王）的封地从洛阳周围的故韩地（战国时期的韩地）调整为汉帝国北疆的始末。
这个过程充斥着君臣博弈，非常精彩。
刘邦分封完主要功臣之后，尚未被确定军功的中层和基层有反叛风险，张良为此献出了最后一计。司马光竟然还为这一历史细节再上『臣光曰』，为张良点赞叫好！这其中到底藏着什么梗？
【刘邦调整韩王信的封地】
刘邦当年所扶持起来的韩王信不仅是故韩的宗室后裔，而且还特别能打，这一点令刘邦颇为赏识。
但是，现在的情况比较微妙，当初封给韩王信的故韩之地全是中原要塞——其辖地区北面紧靠巩（河南巩县）、洛阳，南面迫近宛（河南南阳）、叶（河南叶县），东边有淮阳（河南淮阳）。
基于这一实际情况，刘邦决定给韩王信挪挪窝。
刘邦划出太原郡的三十一个县为新的韩国，让韩王信去管辖太原以北的新地区，防御北方匈奴，并要求韩王信建都晋阳（山西太原）。
面对刘邦的决定，韩王信只能服从，刘邦的动机简直就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另一位韩信一路从齐王贬为楚王，进而被抓，进一步贬为淮阴侯的事情还新鲜着呢……
但是，服从朝廷的决定绝不意味着韩王信没有自己的想法。
韩王信上书刘邦：“韩国北靠边界，匈奴屡次来犯，都城晋阳离边塞遥远，请改把马邑（山西朔州）作为国都。”
刘邦秒批。
马邑位于晋阳以北200公里以上，韩王信为什么会要求将马邑定为诸侯韩的都城？
刘邦为什么秒批？
这里面大有文章。
韩王信原来的封地位于中原腹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靠近洛阳、南阳等要冲，且都是能征善战之地。让一个能文能武的异姓王掌控这样的“天下劲兵处”，对于刚刚建立、内部暗流涌动的汉帝国朝廷来说，无疑是心腹大患。
于是，刘邦急吼吼地将韩王信封到太原以北，名义上是让他去防备匈奴，给了他三十一县，看似地盘大了，但性质完全不同。
新的韩国封地是一个处于汉帝国边缘、直接面对强大外敌的“危险之地”，而非原来的中原富庶险要之地。这次迁徙的根本目的，是将韩王信从他经营已久、很容易就叛汉的根据地连根拔起，置于一个依赖朝廷支援、且无险可守（相对于匈奴骑兵）的前线地带。
楚汉争霸期间，刘邦一顶又一顶地给大家发放“王帽子”，只为协调资源围剿项羽。
现在，大汉帝国已经站稳脚跟，刘邦辗转腾挪，一顶又一顶地“收帽子”或削弱“异姓王帽子”，以至于终其一生都在忙活着这件事。
现在轮到韩王信了，那么韩王信在服从决定之余还有其他后手吗？
答案是：有。
韩王信的措施就是将新的韩国都城继续北迁200公里以上，为自己留下退路，利于骑墙。
在匈奴频繁入侵的情形下，如果以晋阳（太原）为中心，那么等匈奴来犯的战报传来，黄花菜都凉了，匈奴早就完成劫掠，扬长而去。
所以，将马邑定为新韩的都城，更靠近前线，便于第一时间掌握军情、调度汉军、快速反应，从而更有效地履行刘邦交给他的“备御胡”的职责。
同时也避免刘邦拿匈奴说事，让自己步淮阴侯韩信后尘。
正因为如此，刘邦方才秒批。
此外，韩王信坚持定都马邑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重要动机：马邑这地方接壤匈奴，天高皇帝远，万一哪天刘邦对自己动手了，那么从马邑开始跑路，投奔匈奴，这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后面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将证明一切。
关于韩王信的话题，我们暂时搁置，下面一起回宫中看看张良的最后一计。
【张良的最后一计】
刘邦一口气封赏了头部功臣和宗室，并给韩王信完成了“搬家”之后略感轻松。
此时此刻，业已功成名就的刘邦自信爆棚，却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危机正酝酿中……
尚未被界定军功、尚未拿到封赏那帮人坐立不安，准备叛汉。
他们叛汉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担心整个汉帝国的领地都被分封光了，轮不到自己；另一方面就是担心自己被刘邦猜忌而被杀。他们眼中的刘邦现在动不动就因过失问责或猜忌而杀人。
某天，刘邦在南宫的楼台上看见下面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于是问身边的张良：“这些人在干吗？”
张良：“陛下，他们准备谋反！”
刘邦：“为什么？”
当张良一番解释之后，刘邦惊呆了，半晌才问：“该怎么办呢？”
张良：“在这些人中陛下最憎恨谁？”
刘邦：“雍齿。当初不仅投降于魏，害得我们丢了根据地，而且还多次羞辱我，之所以一直都没杀他，是因为他军功较多，于心不忍。”
张良：“那么现在就赶快先封赏雍齿，这样一来，群臣也就人人都对自己的能受封赏坚信不疑了。”
事情果然如张良所言，尚未被封赏的旧部看见雍齿被封什方侯，就不再担心，不再有反叛的想法。
对此，司马光郑重其事地用〖臣光曰〗点赞张良。
如果没有记错，这是司马光第二次为张良上〖臣光曰〗并予以盛赞。前一次是盛赞张良恰如其分地“隐退”，这一次是高赞张良恰如其分地谏言。
纵观事件始末，张良的高明之处绝非仅仅只是让刘邦封赏雍齿，而在于他基于对人性的洞悉而预判了危机；在于他以“典型案例”破冰；在于劝谏艺术的精妙无痕。
张良敏锐地察觉到，刘邦在分封过程中偏重亲信、诛杀仇怨的行为，导致将领们因“争功不决”而心生恐惧，担心自己因过往过失被清算。这种群体性焦虑一旦蔓延，可能引发叛乱。
其实，张良并不认为现在的那些基层武将已经在密谋反叛，而是夸张了一把，借“谋反”点明问题的严重性，以此警醒刘邦，使其意识到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张良建议刘邦优先分封其最痛恨的雍齿，以此作为政 治信号。
雍齿与刘邦有旧怨却受封侯，直接向群臣表明：连皇帝厌恶的人都能按功行赏，其他人更无需担心被封赏的公平性。
这一举措迅速消除了群体的疑虑，用最小成本稳定了人心。
司马光指出，张良并非早早就此事进言，而是等到刘邦亲眼目睹基层武将们“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场场景时，才顺势点破危机。这种“因事纳忠”的方式，让刘邦更易接受建议。
张良没有直接指责刘邦的“爱憎行赏”，而是通过具体案例引导皇帝主动纠正偏差，既保全了帝王权威，又实现了政策调整。
司马光作为重视治世之道的史家，尤其欣赏张良这种“不显山露水”的智慧。在司马光看来，张良的做法超越了简单的“直言敢谏”，是更高层次的“善谏”——以柔克刚、润物无声，既成效显着，又避免君臣对立。
【结语：刘邦刚柔并济的权术手腕】
刘邦的智慧在于，他清晰地认识到外部异姓王与内部功臣集团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采用截然不同的手段。
对于韩王信这类“结构性威胁”，他采取的是战略性的、刚性的削弱与制衡。
对于功臣集团的“情绪性危机”，他采取的是战术性的、柔性的安抚与收买。
刘邦既是步步为营的战略家，也是精通人性的权术家。通过“迁韩王”与“封雍齿”这两手，他一外一内，一刚一柔，有效地在汉帝国初建的危险期，维持了朝政结构的稳定。这正是司马光所推崇的，一位成熟政 治家应有的务实与智慧。
对于你我这种草根而言，虽然居庙堂之远，但是能读懂《资治通鉴》中的“政 治”，往往能让我们更容易洞悉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从从容容搬砖养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