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盎成为了刘恒的心腹之后，向汉文帝刘恒举荐了一个人——张释之。
跟袁盎一样，张释之也是与功臣集团并无瓜葛的少壮派，原本在长安担任骑郎（皇帝的骑兵侍卫）职务。张释之的个性与袁盎有得一拼，不仅类似，而且比袁盎更“轴”更“犟”，认定的事情，八匹马也拉不回来。张释之虽然“轴”和“犟”，但是不会蛮干，而是基于自身的才和德。
如果说袁盎是刘恒用起来比较趁手的一把尖刀，那么张释之则是一把极具威慑力的“鬼头铡”。
早在汉惠帝时代晚期，年轻的张释之就出任骑郎，这一骑就是10年，历经汉少帝刘恭、后少帝刘弘、汉文帝刘恒，他依然还是一名骑郎。
毫无疑问，张释之被功臣集团排挤于圈外，于是始终在骑郎职位上原地不动。
没有关系，袁盎举荐之后，张释之很快将乘直升飞机，青云直上……
仅仅只是听袁盎介绍了一下张释之的简历，刘恒就直接将其提拔为谒者仆射（皇帝身边礼仪与随从的负责人）。这绝非袁盎的面子有多大，而是因为政治敏感度极高的刘恒透过简历明白了很重要的一点：这人干净，与功臣集团没有任何瓜葛，仅此一点足矣！
在此前的章节中，我们多次提及，刘恒扶持少壮派的形式非常特殊：宫外的任何活动，都会带上诸如贾谊、袁盎这类少壮派，无论是外出打猎这类“团建”活动，或者是出巡视察等。刘恒此举不仅能对外传递强烈的政治信号，而且还能深入考察少壮派的能力、人品、忠诚度、政治敏锐度等。
刘恒带着张释之前往长安城中的上林苑观赏“虎园”，并检查工作。
上林苑的负责人上林尉一路陪同刘恒观赏，但是这个过程却不尽人意。原来，惯于以“问询”方式考察官吏的刘恒这一次又遇见了一问三不知的上林蔚。上林蔚惊慌失措，不时向张释之投来求助的目光，张释之视而不见，心想你这跟当年周勃差不多啊！自己答不上来就安排手下人回答即可，不至于慌乱成这个样子呀！
好在上林苑虎园的虎圈啬夫（虎园最基层的工作人员）还有眼力见，不慌不忙上前一步，如数家珍般地回答了刘恒的提问。
虎圈啬夫的流利作答激发了刘恒的兴致，心想这人倒是不错，尽职尽责，如数家珍，于是进一步提高了问题的难度，问及虎园之外的问题，诸如上林苑都圈养了哪些飞禽走兽？登记造册的情况如何……
虎圈啬夫依然对答如流，这令刘恒非常满意，于是心中悄然起念，想要撤换上林蔚，提拔虎圈啬夫出任上林蔚。
刘恒做事手法向来滴水不漏，于是在虎园视察结束之际，在现场表态：“朕认为虎圈啬夫应该是帝国基层官吏的榜样，而上林尉的表现差强人意，业务不熟，不可信赖。”言毕后转过头望住随行的张释之，其言下之意就是：赶紧去下诏，走程序，撤了上林蔚，提拔虎圈啬夫为上林蔚。
张释之虽然看懂了刘恒的意思，但看上去却非常为难，并没有立即展开行动。
刘恒纳闷了，这个张释之是没听懂？还是把朕的印玺给丢了？为什么不动？刘恒微微皱起眉头，用犀利的目光扫了张释之一眼，以表示不满。
当张释之陪着刘恒走出上林苑的虎园之后，这才坦坦荡荡地走向刘恒，浑然没有把差事办砸了的迹象。
刘恒虽然脑子里面填满了十万个为什么，却在脸上依然不动声色，他意识到，这是考察张释之的良机，看看他怎么把这事给“圆”回来？
张释之：“陛下以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不善言辞的长者。”
张释之：“东阳侯张相如（高祖时期的将领，在平息陈豨之乱战事中立功封侯）是什么样的人呢？”
刘恒似乎明白过来了，他随口应道：“他也是不善言辞的长者。”
有了这些铺垫之后，张释之这才娓娓道来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周勃、张相如被陛下称为长者，他俩的口才都不及今天陛下所遇见的那位虎圈啬夫。当初，秦帝国用人视察的主要表现就是，重用那些能说会道的，压制那些务实工作的，让秦帝国走下坡路，并逐渐衰亡。现在陛下因啬夫善于辞令而破格升官，我担心天下人争相效仿，都去苦练口才都成了驴子粪蛋——外面光。下面官吏对皇上关注焦点的响应非常快，皇上不可不慎重啊！”
刘恒突然发现眼前的张释之有些陌生，真没料到，张释之看问题这么深，这么透。
返回宫中之后，刘恒立即就将张释之提拔为公车令（相当于未央宫的传达室+接待处），有这样的人为自己的未央宫把门把关，安排接待工作，放心！
张释之绝非省油的灯，在执掌未央宫的过程中，他向刘恒上书弹劾了俩人——太子和梁王，弹劾内容是“经公门不下车，为不敬”，并且还将此事捅到了帝国老太太薄太后处。
有必要解释一下“公门”。
公门是指未央宫外城的司马门，当时宫卫条令明确出入此门需下车，违者要受处罚，因此管住“公门”这也是张释之这位公车令的具体职责之一。
张释之的动机和用意很明显：皇上将公门交给我，我必须对皇上负责，无论您是太子还是诸侯王，都需要遵礼！这才是皇上让我来出任公车令之职的初心！
我张释之知道太子和诸侯王的分量，我甚至也能察觉皇上在当前三角权力结构（皇上——功臣集团——宗室）结构下，对宗室的有所倾斜，但是有太后出面，一切都会变得严丝合缝。
果然，一切都按照张释之所策划的剧本演绎。
薄太后也得知此事，刘恒不得不为此向太后免冠赔礼，承认自己教子不严的过错，限制这俩宝贝儿子进宫。
薄太后果然派专使传诏赦免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进入殿门，并给予俩孙子“严厉的批评教育”。
张释之这事办得太漂亮了，刘恒急不可待地将其进一步提拔为中大夫过渡一段时间，然后进一步将其提拔为中郎将，如此一来，张释之和袁盎就成了刘恒身边的哼哈二将，叠加此前已经被刘恒所器重的贾谊，少壮派的实力由此大增。
在此基础上，刘恒加快了培育少壮派的节奏和力度，不久之后进一步将张释之提拔为廷尉，至此，张释之终于挤进了刘恒班子的核心成员，位居三公之一（原本三公为：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灌婴病逝后，刘恒将太尉和丞相合二为一，于是新三公为：丞相、御史大夫、廷尉）。
张释之在廷尉岗位上也没让刘恒失望，《资治通鉴.卷十四》中记载了两则趣事，不仅彰显了张释之秉公执法的政治智慧，而且还突出了刘恒的纳谏之智。
一次，汉文帝刘恒出行过程中，有汉民突然从桥下窜出惊驾。刘恒下令追捕，并交付廷尉治罪。
张释之接到案件调查经过之后，向刘恒奏报处置意见：“此人违反了清道戒严的规定，应当罚金。”
刘恒瞪大了双眼盯着张释之：“此人直接惊了朕的马，虽然坐骑脾性温和未能造成伤害，但是如果是一匹烈马呢？你竟然只是罚钱了事？！！”
张释之不慌不忙地解释：“依据现行汉律就是这样定罪的，我们想要取信于民就要遵从汉律！如果在他惊驾的那一刻，皇上命人将其当场斩杀，那也合情合理。但是您将案件交给廷尉，那就应该依据汉律判处！请陛下深思。”
刘恒沉思了半晌，支持了张释之的判决。
刘恒敏锐地意识到一点，自己当初将当事人交给廷尉，这是将君权转换成了汉律，现在如果责成廷尉杀人，那是用君权打压廷尉，张释之这把刀需要保护，而非打压。
不久之后，长安城中又发生了一件怪事。
有人偷盗高祖庙中神位前的玉环而被捕，刘恒非常生气，令廷尉治罪。
张释之奏报判案意见：按照“偷盗宗庙服御器物”的条律，案犯应当在街市公开斩首。
刘恒相当不满！
“此人大逆不道，竟敢盗先帝器物！我将他交给廷尉审判，是想将他诛灭全族；而你却依法判他死罪，这是违背朕恭奉宗庙的本意的。”
张释之见皇帝震怒，不慌不忙地摘帽顿首谢罪：“依法这样判，满够了。今天此人以偷盗宗庙器物之罪被灭族，若万一有愚昧无知之辈，从高祖的长陵上取了一捧土，陛下将怎样给他加以更重的惩罚呢？”
刘恒再一次选择支持了张释之，甚至为此还替张释之向薄太后费尽口舌解释说明。
也许刘恒真有纳谏精神，真想要局部牺牲君权依法治世，但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绝非如此：刘恒迫切需要少壮派尽快成长，制衡功臣集团，这才是刘恒一次次纳谏的幕后动机。
张释之虽然很“轴”很“犟”，但却很有分寸，懂得与刘恒配合唱大戏。他的“轴”和 “犟”绝非鲁莽之举，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的“轴”和“犟”始终围绕着一项基本原则：必须对皇上负责，绝非简单的恪尽职守或“扞卫汉律”。
看懂这一点，我们也就很自然地读懂了张释之与刘恒之间所有的“冲突”与默契。
尤其是在处理太子和梁王公门越礼之案，简直就是一场精彩的政治秀。
张释之和刘恒的默契表演，一方面树立了宫规礼法的绝对权威，帮文帝整顿了宫廷秩序，但是这仅仅只是次要的；更为重要的另外一面在于，它极大地震慑了宗室势力。太子（未来的皇帝）和梁王（重要的诸侯王）都被依法处置，这向所有人宣告：在皇权和汉律面前，没有特权阶级。
张释之悄无声息地将事情“捅到了薄太后处”，是非常微妙的借力之举。
张释之深知，只有搬出薄太后这位最终权威，才能确保此事完美收场，既执行了法度，又不让文帝陷入“严父”的尴尬，反而凸显了文帝的“教子无方”和“大公无私”。这展现了张释之与刘恒这一组搭档高超的政治智慧。
汉文帝的“纳谏”之智并不体现在他多么谦虚这方面，而在于其背后的、更现实的政治考量。他一次次地支持张释之，是在向整个汉帝国官吏体系以及功臣集团传递一则强烈的政治信号：朕支持并信任我亲手提拔的少壮派，汉律的权威至高无上，而解释和执行法律的，是我的人。
汉文帝刘恒其实是打着汉律的旗帜，行“巩固皇权”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