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指向陈教授手里的简牍，“那简上的‘吏不恤民’，是地方官与豪强勾结，把‘十五税一’加成了‘十税六七’。百姓卖儿卖女交租，官府却把结余的粮米运到长安，堆成‘祥瑞’讨好皇帝。”
吴煜翻到笔记本前页，那里记着刘邦讲的“约法三章”“轻徭薄赋”，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纸页：“可您当初定的制度，怎么就变了样？”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刘邦苦笑着摇头，龙袍上的玄色暗纹泛着冷光，“朕在时，能镇得住萧何、周勃；可后世皇帝几岁登基，太后临朝，外戚掌权，谁还管什么制度？就说这田税，中央要‘三十税一’，到了郡里变‘二十税一’，县里变‘十五税一’，到了乡里。”他突然顿住，看向陈教授，“你去年在山东挖的海昏侯墓，主椁室那堆黄金，有一半是从百姓嘴里抠出来的。”
陈教授猛地抬头，眼里亮得惊人：“您是说……”
“海昏侯刘贺被废后，封地赋税却比他当皇帝时还重三成。”刘邦的声音里带了几分自嘲，“那堆金子上铸的‘大康’二字，原是他封地百姓的血泪。”
吴煜想起新闻里报道的“海昏侯墓出土黄金三百斤”，后颈泛起凉意。他又翻到最近一页，那里记着张良讲的“绿林起义”：“那农民起义呢？真像史书写的是‘盗贼蜂起’？”
“什么盗贼？”张良的羽扇“啪”地合起，“地皇三年，荆州大旱，百姓在野泽挖凫茈充饥，官府还要收‘山泽税’。王匡、王凤不过是替百姓出头，抢了几车官粮，就成了‘反贼’。等他们带着几万人打到南阳，城里的百姓开了城门，举着火把欢迎。这是反贼吗？这是活不下去的人，要讨口饭吃。”
陈教授从怀里摸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片残陶，陶身上刻着歪歪扭扭的字：“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这是我在耳室捡到的，应该是起义军刻的。”他的手指抚过陶片上的刻痕，“史书说他们‘焚城郭，杀长吏’，可百姓却把这歌谣刻在碗上，传了两千年。”
吴煜突然想起上个月在社区听的反腐讲座，书记拍着桌子说：“脱离群众，迟早要栽！”此刻再看陶片上的字，只觉得烫得慌：“历史真是面镜子。现在有些干部，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转头就把项目包给亲戚，和汉朝那些‘奏祥瑞’的官儿，有什么两样？”
刘邦的身影突然淡了些，声音却更沉：“朕当年在沛县当亭长，见过饿殍横在路边，狗啃得只剩白骨；在霸上驻军时，百姓带着酒肉劳军，说‘唯恐沛公不为秦王’。那时候朕就明白。得民心者得天下，可坐了天下，最容易忘的就是民心。”他看向吴煜的笔记本，“你记的这些，要让后人知道：不是天要亡汉，是汉自己亡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