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的戍堡在夯土声中一天天垒高，西北方征伐土方的凯旋车队扬起的烟尘也渐渐落定。殷都的武丁，终于能将目光从地图的上半部分，缓缓移向那更为湿润、也更为陌生的下半部分——东方与南方。
如果说北方的鬼方、土方是“疥癣之疾”，虽痛痒难忍，但其游牧劫掠的套路，商朝数百年间早已门儿清；西边的羌方是“绵绵之患”，如野草难除，却也有了一套“筑墙、分化、贸易”的老法子应对。那么，此刻进入武丁视野的东线与南线，则更像两片笼罩在迷雾中的新海域。这里的风浪规律不同，水下暗礁遍布，可能捞到珍珠，也可能撞沉大船。
朝堂之上，气氛与讨论西、北战事时截然不同。提起鬼方、土方，群臣激愤，喊打喊杀之声不绝；提起羌方，则多有老成谋国之士，侃侃而谈如何羁縻。可当议题转向东方的井方与南方的虎方时，殿中却常常出现一阵微妙的沉默，或者是一些含义模糊、互相试探的对话。
原因无他，这两个方向上的“经营”，其性质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北与西的战争，核心是 “卫” 。保卫田邑，保卫矿场，保卫边境的安宁，是为了不让已有的东西被抢走。而向东、向南的进取，其驱动力则复杂得多，里面混杂着 “拓”、“取”、“通” 的欲望。那里有商朝宫廷与祭祀极度渴求的稀缺物资：东方的海贝、食盐、龟甲，南方的青铜原料（铜、锡）、朱砂、象牙、犀角；那里也可能有阻碍王化、不服管束的方国，需要“教训”；那里还可能有通往更广阔天地、连接未知财富的商路，等待开辟。
这不再是单纯的防御性征伐，而是带着强烈经济与政治目的的主动经略。它风险更高，收益可能更大，但也更容易在朝中引发分歧：耗费如许国力，深入不毛之地，值得吗？那些奇珍异宝，真的比稳固根本更重要吗？
武丁的决心，似乎不容动摇。来自东方与南方的贡品，正日益成为殷都奢华生活与神圣祭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那些地方传来的、时叛时服的消息，也让他感到，帝国的影响力若不能切实抵达那里，现有的繁荣就如沙上筑塔。他需要两条新的、强有力的臂膀，一条伸向太阳升起的大海之滨，一条探入云遮雾绕的群山之间。
我们先看看东线，那个与“井”字纠缠不清的方国。
井方，顾名思义，大概是个与水井、或者引申为水泽、定居点关系密切的方国。它的地理，学者们争论不休，但大体倾向于在今山东菏（hé）泽、兖（yǎn）州一带，或更东的潍坊地区，位于商朝东方属国（如攸侯、杞侯）的更外围，处于中原农耕文明与东夷部族活动的交错地带。
这个井方，在甲骨文里的形象颇为分裂。有时，它是忠诚的属邦。“井方于唐宗彘（zhi）。” （《甲骨文合集》1339）意思是井方向商王室进贡了用于祭祀的猪。瞧，关系似乎不错，恪守着臣子的本分。
但更多的时候，它是个令人头疼的刺头和争夺对象。甲骨文中常见这样的记录：“呼取女于井。” （《英国所藏甲骨集》191）商王命令从井方选取女子（可能是婚配，也可能是作为人口掠夺）。这本身就说明井方并非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需要“命令”去“取”。更严重的是，“癸卯卜，宾贞：井方于敦。” （《甲骨文合集》6796） 这是占卜井方是否会在“敦”这个地方（可能是边境要地）有所行动，充满了警惕。
井方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摇摆性和它所处位置的敏感性。它就像一根卡在商朝与更东方东夷诸部之间的门闩。商朝强盛时，它倒向商朝，纳贡称臣，成为商文化向东辐射的前哨；一旦商朝注意力转移或国力稍显疲态，它就可能倒向东夷势力，甚至成为东夷诸部西进侵扰商朝东方属国的策应地或通道。
东夷，那是一个比北方草原部族历史更悠久、文化更独特、也难以用单一“方国”概括的庞大族群集合。他们“被发文身”，熟习舟楫，有着与中原不同的习俗和信仰。商朝与东夷的关系，时好时坏，和战不定。而井方，恰好处在这个巨大缓冲区的关键节点上。
因此，商朝对井方的“经营”，策略就与对北方方国那种力求歼灭的方针不同，更侧重于 “慑服与控制”。目标是确保井方这扇“东大门”牢牢掌握在亲商势力手中，至少不能对东方门户构成威胁。手段则包括：王室婚姻笼络（“取女”可能就有这层含义）、军事威慑性的巡狩或惩罚性征伐、以及通过井方去影响更东方的夷人部落。
可以想见，负责东线经营的商朝将领或诸侯（可能是“攸侯喜”这样的东方强藩），其任务异常复杂。他既要有足够的军力随时敲打井方，让它不敢妄动；又要懂得运用外交与贸易手腕，维持井方与商朝的基本臣属关系；甚至要通过井方，收集关于更东方夷人世界的宝贵情报。这不是一场能干净利落结束的战争，而是一场漫长的、需要极大耐心与政治智慧的博弈与平衡。
当东线的将领在泥泞的河泽地带与井方使者周旋，眺望着更东方那片浩渺未知的土地时，南线的探索，则面临着另一套完全不同的难题。
东线的博弈，是在河网密布、势力交错的平地上进行，考验的是政治智慧与平衡术。而当商朝的目光投向南线，面对的则完全是另一番天地，另一套法则。
这里的主角，是虎方。
“虎方”这个名字，听着就比“井方”更透着一股子原始的凶猛与神秘。它不像一个具体的方国名号，倒更像一个以猛虎为图腾的、庞大族群联盟的统称。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一带的长江中游北岸地区。这里不再是中原熟悉的旱作平原，而是江湖星罗、丘陵纵横、草木深茂的“泽国”与“险地”。
对商朝而言，南方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一是无尽的诱惑，二是莫测的风险。
诱惑，是实实在在的、令殷都宫廷魂牵梦萦的珍宝。南方的铜矿（特别是江西瑞昌、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古矿场）、锡矿，是青铜文明延续的命脉。那里的朱砂（丹砂），是祭祀书写与贵族妆容不可或缺的圣物；那里的象牙、犀角、翠羽，是彰显权力与神性的顶级奢侈品；那里可能还有来自更遥远南方的奇特物产。《诗经·商颂·殷武》里那句“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pou）荆之旅”，描绘的虽是后世景象，但商人对南方“阻”与“旅”（险阻与部众）的早期印象和征服欲望，此刻已然萌发。
然而，风险也同样巨大。南方的气候“暑湿瘴热”，对来自北方的商军士卒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密布的水网与茂密的森林，使得商朝赖以为傲的重装战车部队几乎寸步难行，机动性大打折扣。这里的部族（虎方或许只是其中之一）凭借山水之险，割据一方，他们的作战方式、社会结构乃至信仰，都与中原迥异。甲骨文中关于南方的记载，常带有一种谨慎甚至略显茫然的气息，远不如对北方战事那般斩钉截铁。
那么，武丁和他的商朝，究竟如何“经营”这片神秘而富庶的南方呢？大规模的、目标明确的歼灭战，如同北伐鬼方那样，在这里很难复制。商朝采取的，很可能是一种更为复杂、渐进式的复合策略：武装殖民、据点辐射与远程贸易相结合。
考古发现为我们揭开了这漫长经营的一角。在湖北武汉的盘龙城，发现了一座堪称“缩微版殷墟”的商代中期城址。它有宫城、城墙、青铜作坊、贵族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风格与殷墟如出一辙，但明显是本地铸造。这绝非一个普通的边疆据点，而是一个精心建造的、带有强烈政权象征意义的殖民都城或区域统治中心。
盘龙城的地理位置极具战略眼光：它背靠大别山与桐柏山隘口，面向江汉平原，扼守长江与汉水交汇要冲。以此为基地，商朝的力量可以像触角一样，向北连接中原，向南威慑江汉，向西渗透鄂西，向东影响江淮。它是一座桥头堡，也是一个示范点，向南方土着展示着商文明的强大与先进——看，我们可以在你们的地盘上，建造起你们永远造不出的辉煌城池。
以盘龙城这样的核心据点为枢纽，商朝可能建立了一系列较小的军事、采矿或贸易站点，如同珍珠般散落在通往矿区的道路沿线。这些据点保障了珍贵铜锡矿料能够被开采、粗炼，并通过水陆联运，源源不断送往北方。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与当地虎方等部族的复杂互动：有时是武装冲突，以夺取或保护矿源；有时是胁迫交易，用北方的盐、布、高级陶器或青铜兵器，换取对方的矿产与特产；有时也可能进行有限的文化融合与人口渗透。
甲骨文中有一条颇有意思的记载：“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 （《甲骨文合集》6667） “途”字在此，有征伐、道路、乃至通过之意。这句卜辞或许正反映了商朝对虎方的一种策略：命令“望乘”和“举”这两位将领或部族，去“打通”通往虎方的道路。这“打通”，既是军事上的扫清障碍，也可能包含着开辟商路、建立联系的意图。
商朝对南方的经营，极少追求领土的全面占领，那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不可能。他们追求的是 “线”与“点”的控制：控制关键的交通线（水路、隘口），控制核心的资源点（矿山），并在战略要地植入能够长期存续的文明据点。通过这些“点”与“线”，他们将中原的青铜技术、礼制观念、权力象征物（青铜礼器、玉器）输送过去，同时也将南方的物资、乃至可能的人才（优秀的矿工、巫师？）汲取回来。
这种经营是缓慢的、代价高昂的，但其影响却极为深远。盘龙城及江西吴城、牛城等商文化遗址的存在，表明商文明并非局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其影响力早已跨越淮河，深入长江，在广袤的南方打下了最初的烙印。这些烙印，为后来周代的“汉阳诸姬”分封、楚国的崛起乃至秦汉大一统下长江流域的开发，埋下了最早的文化种子。
东线对井方的博弈，是为了稳住门户，窥探更广阔的东夷世界。南线对虎方的经营，则是为了攫取资源，在陌生的山川间刻下文明的坐标。这一东一南，一稳一拓，共同构成了武丁时代帝国经略的完整拼图。
当东方的使者带着海贝与龟甲归来，当南方的船队满载着铜锭与朱砂靠岸，殷都的宗庙里，祭祀的烟火便更加鼎盛，青铜的铸造声便愈发轰鸣。帝国的心脏，依靠这些从四方躯体输送来的养分，强有力地搏动着。
然而，再强盛的武功与经营，终需转化为内部的秩序与繁荣，方能持久。当四方的烽火暂时平息，朝堂的目光便会从地图移回宫阙。武丁与傅说所推动的变革，那些在战争中得以强化的新贵与旧族，他们之间的平衡与博弈，将在没有外敌的背景下，上演另一番或许更微妙、更复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