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祀兹酒——神灵的甘露与权力的醇浆
咱们前头说了商朝的农业根基和观星智慧，那地里长出来的好粮食，除了填饱肚子、供养王朝，还有一个顶重要的去处——酿酒。
一提到商朝人，尤其是商朝末年，后人脑子里蹦出来的词儿，总少不了“酒池肉林”这四个字，好像他们从上到下，都是一群泡在酒缸里的醉鬼，最后活活把江山给“醉”没了。
这事儿，真得掰扯掰扯。 首先得明白，在商朝，酒可不是随便谁、随便啥时候都能敞开喝的玩意儿。它从一开始，就带着神圣的光环。《尚书》里有一篇《酒诰》，是周公平定武庚之乱后，告诫殷商遗民和自家弟弟康叔的，里头开篇就追述古训：“祀兹酒。惟天降命，肇（zhào）我民，惟元祀。” 意思是：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能用酒。上天降下福命，让我们民众开始种植粮食，是为了举行盛大的祭祀。
您瞧，在最早的观念里，酒的首要功能是 “祀” ，是献给神灵和祖先的祭品，是沟通天地人神的重要媒介。
祭祀时把美酒浇洒在地上（“裸（guàn）礼”），或者供奉在神主前，那酒香被认为可以上达天听，取悦神灵。 所以，商朝那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里头，酒器的种类和数量，远远超过食器和水器。您去殷墟博物馆瞧瞧，爵、角、斝（jiǎ）、觚（gu）、觯（zhi）、尊、罍（léi）、卣（you）、壶、瓿（bu）……琳琅满目，功能各异，有温酒的、斟酒的、盛酒的、喝酒的，形成了一套极其复杂的“酒器体系”。
这首先说明，在商人的礼仪生活中，用酒的场合非常多，规矩非常细。
什么样级别的祭祀，用什么样的酒器组合；什么身份的人，用什么样形制的酒杯，这里头全是学问，全是 “礼” 的体现。拥有和使用这些贵重酒器，本身就是特权与等级的展示。
那么，商朝人都喝什么酒呢？
主要大概是两类：鬯（chàng）酒和醴（li）酒。 鬯酒，是一种用黑黍（一种香黍）酿造，再添加郁金香草（或类似香草）浸泡的香酒。这在当时是最高级的酒，专门用于祭祀和最重要的王室赏赐。《诗经·大雅·江汉》里周王赏赐召虎“秬（ju）鬯一卣”，秬就是黑黍，鬯就是香酒，用卣这种提梁壶盛装，是极高的荣耀。
甲骨文里也有“鬯若干卣”的记载，作为赏赐品。这种酒香气浓烈，被认为最能吸引神灵。 醴酒，则是一种度数很低、甜味、略带酒味的“浊酒”或“醪（láo）糟”。有点像今天的酒酿。它是用发芽的谷物（蘖 niè）糖化后，稍微发酵而成，过滤不细，所以浑浊，酒精含量不高，不易醉人，可能是更日常化的饮品。
《尚书·说命下》里商王武丁对傅说说：“若作酒醴，尔惟曲蘖。” 把贤相比作酿酒必不可少的酒曲和谷芽，可见酿酒已是常见的生产活动。 有了酒，有了酒器，酒就在商朝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多重角色。
在祭祀中，它是通神的必需品，是仪式庄严的一部分。
在宴飨中，它是联络贵族感情、彰显主人慷慨、巩固联盟关系的润滑剂。一场盛大的宴会，宾主依爵位高低，使用不同的酒器，遵循一定的敬酒、回敬礼仪（“献酢[zuo]酬”），其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政治排序和社会关系的展演与确认。 甚至在赏赐中，美酒（尤其是鬯酒）和配套的贵重酒器，是君王拉拢臣下、表彰功绩的常见手段，是政治资本的一种实物形态。
所以，商朝上层社会的“好酒”，首先是一种 “礼”的需要和“权”的体现，与后世纯粹追求口腹之欲的酗酒，性质大不相同。然而，当这种与神权、王权紧密捆绑的“酒文化”发展到极致，当酿酒消耗的粮食越来越多，当宴饮的规模越来越奢靡而无度时，它确实可能滑向腐败与失控的深渊。特别是在王朝统治出现危机、社会矛盾激化之时，这种建立在庞大消耗基础上的“酒礼”，就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子。
第二部分：从酒礼到酒祸——醇香背后的政治醉意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酒啊，就像一把锋利的青铜刀，用在祭祀宴飨上是礼器，耍过了头，就容易伤着自己。
商人好酒，尤其是到了王朝中后期，那是出了名的。后世的周人，更是把“酗酒”当成商朝灭亡的一大罪状来批判。这里头，真真假假，得细看。
考古学家在殷墟的一些贵族墓葬里，发现过铜爵、铜觚成套下葬，有的墓里能出十套以上。您想，一个人，哪怕长了十个肚子，一顿也喝不完这么多啊。这些酒器堆在墓里，就像现在的土豪把一车库名车钥匙带进棺材，不是为了用，是为了 “显摆” ——展示死者生前享有的特权和无穷无尽的宴饮资格。酒，在这里开始从通神的媒介，慢慢异化为炫耀性消费的符号。
那么，商人到底有多能喝？甲骨文里还真藏着线索。卜辞里常有“酒河”、“酒岳”的记载，就是用酒来祭祀黄河、祭祀山岳。这说明酒的产量确实不小，王室有足够的财力（或者说，征收到足够的粮食）来酿造大量美酒，以完成频繁的祭祀。但另一类记录，就有点意思了。比如，有卜辞问：“翌日辛，王其侑于庭，乃（nǎi）飨，又（有）大雨？”（《甲骨文合集》）大意是：明天辛日，王在庭庙举行侑祭，接着就举行飨宴，会不会下大雨？您看，祭祀和宴会常常连着来。一场严肃的宗教仪式之后，往往就是一场不醉不归的贵族大趴体。这喝起来，恐怕就未必全是“祀兹酒”的虔诚了。
等到商朝末年，关于酒的记载，画风就彻底变了。最着名的，当然是“酒池肉林”这个成语的出处。《史记·殷本纪》里描述帝辛（纣王）：“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司马迁老爷子这描写，画面感极强，文学色彩浓得化不开。咱们得冷静想想：在三千年前的技术条件下，挖个能划船的“酒池”，那得耗多少粮食来酿酒？把肉挂成林子，在当时肉类保存困难的情况下，得是多大的浪费？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政治宣传，是周人为了说明纣王多么荒淫无道、多么浪费民力而塑造的极端形象。
但空穴不来风。商末青铜器铭文和西周早期的文献，都隐约透露出那种毫无节制的宴饮风气。《尚书·微子》是纣王哥哥微子的叹息，其中就说：“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我们沉湎于酒，因而败坏了祖先的美德于天下。这像是自家人的忏悔，比敌人的指责更有分量。它指向的不是“喝酒”这个行为，而是“沈酗”——沉溺、酗酒无度的状态。
当喝酒从“礼”滑向“酗”，问题就严重了。
第一，它消耗的是立国的根本——粮食。 大量粮食被用于酿酒，而不是备战备荒，这在农业时代是动摇国本的危险行为。商朝的主要国力，就建立在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基础之上。
第二，它腐蚀了统治集团的纪律。 当一个王朝的贵族们习惯了“长夜之饮”，整天晕乎乎、乐陶陶，还有多少精力去处理政务、整顿武备、体察民情？甲骨文里，武丁时期那些关乎战争、天象、农业的紧张占卜，到了末年似乎也稀疏了。整个上层建筑，可能都弥漫着一种末日狂欢的懈怠与麻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彻底践踏了“酒礼”本身所代表的秩序。 酒礼的精髓在于“分”，分尊卑，分等级，在有序的仪式中强化团结。而毫无节制的群饮狂欢，追求的是“混”，是打破界限的放纵。这标志着维系社会的那套神圣礼仪，已经失效了。礼崩，乐坏，秩序的解体，往往就是从这些最日常、最感官的享乐失控开始的。
所以，周人在总结“殷鉴”时，对“酒”下了狠手。周公发布的《酒诰》，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禁酒令”。他并没有完全禁绝酒，而是划出了严格的红线：“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尚书·酒诰》）——如果有人聚众酗酒，你不要放过，全部抓起来送到周京，我要杀掉他们。态度极其严厉。但他也对商人留了余地：如果你们殷商的旧臣百官“湎于酒”呢？可以先教育，屡教不改再杀。对自己周人，则要求“德将无醉”——用道德来约束，不要喝醉。
周人很聪明。他们灭掉了商朝，却无法立刻灭掉酒。他们做的是把酒重新关回“礼”的笼子，给它套上道德的缰绳。从此，酒在华夏文明里，就一直在“礼乐与放纵”、“灵感与败德”之间摇摆。后世多少诗人借酒抒怀，多少名士饮酒佯狂，但“酗酒亡国”的阴影，也始终像一柄悬在统治者头上的剑。
回看商朝，从用最虔诚的“秬鬯”祭祀上帝鬼神，到用最奢靡的“酒池”麻痹自己，酒香贯穿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史。它曾是联系天人的丝线，最后却仿佛成了缠住巨人的绳索。这其中的教训，被胜利者周人提炼成“殷鉴”，刻进了历史的骨髓。一个王朝，如何从严谨的秩序走向放纵的混乱，酒，就像一面清澈而又容易让人迷失其中的镜子，映照出其中微妙而致命的轨迹。
酒器的青铜光泽逐渐黯淡，历史的篇章即将翻向最后一页。一个王朝轰然倒塌，扬起的尘埃里，不仅有权力的碎屑，更有无尽的思考。周人站在废墟上，凝望着这一切，他们要从中提炼出怎样的教训，才能让自家的江山，避免重蹈这“酒醉后的倾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