镐京的秋日，天空是一种浑浊的铅灰色，压得很低。风卷过街道，带起尘土和枯叶，也带起一种黏稠的、无声的压抑。往年的这个时候，该是城里最热闹的季候——农忙已过，国人（国都居民）们会忙着进山备冬柴，下泽采蒲苇，集市上应该满是交换山货、皮子、腌鱼的人声。
但现在，街道空旷得反常。只有王室“虞人”（掌管山泽的官）手下的差役，赶着牛车，面无表情地押送着一车车“王柴”、“王蒲”、“王鱼”，从城门方向隆隆驶向宫后的府库。车轮碾过石板路的声响，单调而沉重，像敲在每个人心头的闷鼓。
街角，一间低矮的陶器作坊里，炉火奄奄一息。匠人臼（jiu） 蹲在门口，手里捏着一块湿泥，却无心拉坯。他望着对门。对门原本是渔夫豚（tun） 的家，门口常晒着渔网，飘着鱼腥。现在，门紧闭着，网上次被“虞人”没收了，说是“私捕王泽之鱼”。豚已经好几天没露面，听说偷偷跑去渭水边想碰碰运气，被抓了个正着，罚为“隶臣”，在王室渔场做苦工去了。
臼把泥巴狠狠摔回桶里，溅起几点泥浆。他这陶坊，以前烧陶用的柴薪，是向樵夫柯定期买的。柯是个老实汉子，靠砍卖城南山上的杂木为生，顺便也采些榛子、栗子补贴家用。如今南山封了，柯没了生计，前几天喝多了劣酒，在巷子里哭着骂“专利”，被巡街的卫巫手下听见，当夜就被拖走，再没回来。
臼感到一阵冰冷的恐惧，还有更深的愤怒，像炉膛里捂着的暗火。他知道，自己这陶坊也快完了。烧陶要柴，釉料要用特定的矿物土（现在也是“王矿”了），就连他老婆编织陶器防震用的蒲草垫，如今也无处可寻。王室工官倒是开始“官营”制陶了，可那里只要年轻听话的奴隶，不要他这种有手艺却爱嘀咕的“老国人”。
“国人”——臼咀嚼着这个曾经让他有点自豪的身份。他不是野人（郊外农夫），更不是奴隶。他有姓（虽不显赫），在镐京有祖传的一小片宅地和菜圃，有资格在“询国人”时对国事发表看法，甚至理论上可以被征召为“士”参加王师的战斗。他是周王室统治的基石之一。
可现在，这块基石正在被自己效忠的王，一块块撬走，扔进名为“专利”的熔炉里。
一、镐京“国人”成分切面：谁在愤怒？
要理解即将到来的风暴，得先看清“国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不是铁板一块，但“专利”政策像一把无差别的镰刀，扫过了他们大多数人。
1. 手工业者（如臼）： 陶工、木工、皮革工、织工等。他们依赖山泽提供的原材料（木、皮、麻、矿土），也依赖市场交换。“专利”垄断了原料，等于掐断了他们的生产供应链。官营作坊的竞争（或不公平待遇），又砸了他们的饭碗。
2. 自由商贩与运输者： 以往，他们从山民、泽夫手中收购零散山货、水产，运到城里贩卖，赚取差价。现在源头被王室卡死，他们的商业链条断了。这些人消息灵通，走南闯北，是流言和不满的天然传播节点。
3. 次级贵族与没落士人： 一些低级的、没有封地或封地很小的贵族子弟，以及失去采邑的士人。他们可能担任低级军职、小吏，或者依靠家族余荫和一点手艺、学识过活。“专利”不仅影响他们的经济来源（比如家族传统的山林收益），更让他们感到身份和尊严的丧失——王室连他们最后一点体面都不顾了。
4. 城郊兼业农夫： 他们在城外有少量田地，农闲时进城打短工、做小买卖，或者靠山泽补给。“专利”剥夺了他们重要的兼职收入，让本就紧绷的生活更难维系。
5. 退役或轮值的老兵： 这些曾为王室打仗的人，回到都城，除了微薄的抚恤或田亩，往往也依靠一些零散营生。“专利”让他们觉得被卸磨杀驴，忠诚换来的是更严苛的剥夺。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构成了镐京国人的主体。他们有一定财产（但不多），有一定权利（但有限），有一定组织能力（基于行业或社区）。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议论政治的传统权利和集体行动的可能。
二、“谤王”的频谱：从私语到公议
不满在发酵，表达的方式沿着一条危险的频谱升级。
最初是私下的抱怨（“私语”）： 像臼和死去的柯那样，在作坊里、酒肆中、家门口，对着信得过的亲友邻居，咒骂“专利”害人，哀叹生计无着。这是情绪宣泄的初级阶段。
很快变成公开的指责（“巷议”）： 当越来越多的人受害，私语汇成了巷议。人们不再避讳，在街市上、水井边，公开批评政策不公，指责荣夷公等佞臣，甚至开始非议厉王本人。“王心戾虐”、“专利以害民”成为流行语。国人古老的“询国危”、“询国迁”等议政权，在这种情境下被自发地、扭曲地行使着。
然后出现了煽动性的预言和歌谣（“谣谶”）： 这是更高级别的舆论武器。可能有类似“月将升，日将没；檿（yǎn）弧箕服，实亡周国”（《国语·郑语》记载的童谣，虽指向后来，但反映了谣言形式）这种 cryptic（隐晦）的谶语流传，暗示王室将亡。或者编唱讽刺厉王和荣夷公的辛辣歌谣，在坊间传唱。这种形式易于传播，杀伤力大，直指天命与人心向背。
《史记》记载：“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 这个“谤”字，概括了从私语到公议再到谣谶的整个舆论光谱。它不再是简单的抱怨，而是一种政治批判，一种对王室合法性的质疑。
三、厉王的“防火墙”：卫巫与“弭谤”
面对愈演愈烈的“谤言”，厉王的反应不是反省政策，而是升级镇压。他启用了一套令人胆寒的言论监控系统。
核心执行者：卫巫。 “卫”可能是卫国来的巫师，也可能是一种官职。“巫”在周代，不仅是宗教人员，也常参与政治，被认为能通神、察知隐秘。厉王赋予卫巫特殊的权力：“使监谤者”。 让他和他的手下（可能包括安插在民间的眼线）专职监视国人的言论。
运作机制：告密与恐怖。 “以告，则杀之。”（《史记》）任何人，只要向卫巫系统举报他人“谤王”，一经查实（或许根本不需要实据），被告发者就会被处死。这立刻将社会拖入人人自危的告密恐怖中。亲友不敢交谈，邻居互怀戒心。
表面效果：沉默的镐京。 在血腥的威慑下，公开的“谤言”果然迅速消失。“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记》）人们走在路上，只能用眼神交流，恐惧和愤怒在沉默中挤压、沉淀。厉王很得意，对劝谏的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我能消除批评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
召公的回答，成了千古名言：“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你这是堵住百姓的嘴啊。堵百姓的嘴，比堵河水还危险。河水堵塞决堤，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百姓也是这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让水流通，治理百姓的人要开导他们让他们说话。）
厉王不听。他以为 silence（寂静）就是顺从，就是问题解决。他看不到，那寂静之下，是怨恨的洪流在不断上涨，堤坝已岌岌可危。
四、诉求的嬗变：从“反专利”到“反暴政”
在卫巫的恐怖统治下，国人的诉求悄然发生了质变。
最初，他们可能只是要求取消“专利”，恢复传统的山泽之利分享权。这是一个具体的经济利益诉求。
但随着“弭谤”政策的实施，恐怖统治覆盖了所有人。国人发现，他们不仅经济利益被剥夺，连最基本的言论安全和人身后果保障都没有了。随时可能因一言不慎而被邻居、甚至家人告发，身死家破。
于是，经济诉求迅速上升为政治诉求。矛盾从“国人与不合理政策”之间，激化为“全体国人与厉王暴政”之间的生死对立。人们意识到，不推翻厉王和他的恐怖机器，不仅活不好，连活下去都成问题。
“道路以目”的眼神里，交换的不再仅仅是生计的困苦，更是拼死一搏的决心。那个被压抑的共同敌人——厉王、荣夷公、卫巫——变得无比清晰。
臼在昏暗的作坊里，最后一次擦拭着祖传的陶轮。屋外传来更夫沙哑的梆子声，和卫巫手下巡夜时皮靴踏过石板的整齐脚步声。他看了看角落里那柄用来修陶窑的、沉重的石锤，又看了看熟睡中面黄肌瘦的儿女。
他知道，像他这样的国人，在镐京城里，还有成千上万。他们分散在千百个同样昏暗、同样充满无声愤怒的屋檐下。只需要一个契机，一点火星，这股被压缩到极致的怒火，就会冲破所有恐惧，汇成毁灭性的洪流。
而那个契机，或许就在不远处的宫墙之内，正在厉王和他宠臣们下一个更加愚蠢、更加刺激民愤的决定之中。
（第二十章完）
镐京在卫巫的监控下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沉默火药桶。厉王陶醉于表面的“弭谤”成功，变本加厉。他不知道，国人最后的忍耐底线即将被突破。接下来登场的，将不再是无组织的牢骚或零星的冲突，而是一场酝酿已久、目标明确的集体暴动。下一章，我们将穿越令人窒息的寂静，直击那决定性的瞬间——看愤怒的国人如何从镐京的各个角落涌出，汇聚成不可阻挡的洪流，冲向王宫。而厉王，这位相信暴力能解决一切的君主，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品尝到来自他统治基石的、最彻底的背叛与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