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从“赏赐之贝”到“交易之媒”
咱们上回把商朝的官营手工业，从里到外瞧了个遍。那真叫一个“官”字当头，法度森严，造出来的东西，件件都打着王权和神权的戳儿。可您琢磨琢磨，这天下之大，难道所有人都靠着王上的赏赐过日子？殷都的贵族想要东海的大贝、江南的硬陶、西边的美玉，难道每次都让王师去征讨一回？王室作坊出的青铜鼎固然好，可寻常村落里，张家缺把陶壶，李家多把石镰，又该咋办？
这里头，就牵扯出一桩在厚重青铜与肃穆祭祀之外，别样生动活泼的事儿——交换与贸易。而这事儿里头，有个小玩意儿，后来名气大得不得了，成了咱们中国“钱”的老祖宗，它就是——贝。
没错，就是海里那种光滑、亮泽、有个小齿缝的货贝。在商朝，这玩意儿可金贵了。您去殷墟看看贵族墓葬，尤其是妇好墓，里头随葬的海贝，动不动就是好几百枚，甚至上千枚，常放在棺椁里或贵重器物旁。（《殷墟妇好墓》发掘报告）为啥？一来，这贝得从遥远的东南沿海（比如现在的东海、南海）弄来，物以稀为贵，本身就是财富和远途贸易能力的象征；二来，贝的造型、光泽，在古人眼里有神秘的美感和生命力，是吉祥的玩意儿。
起初，贝主要是赏赐品。甲骨文里有“赐贝”的记载，商王用贝来奖励功臣、贵族，就跟后来赏赐土地、奴隶、青铜器一样。能得到王的“赐贝”，那是莫大的荣耀和实实在在的财富。这时候的贝，更多是财富储存手段和地位象征，跟后世的“奖金”或“勋章”有点像。
但好东西谁都喜欢，拥有的人多了，它自然就流动起来。慢慢地，海贝开始在一些重要的、跨地域的交换中，扮演起“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啥意思呢？就是说，大家渐渐认它，觉得它值钱，愿意用自己的东西去换它，再用它去换别的东西。这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用钱，不过那会儿还不那么普遍和精确。
证据在哪？除了墓葬里大量的贝，更硬核的证据是仿制贝的出现。既然真海贝难得，人们就开始用其他材料模仿它。商代有铜贝，用青铜铸成贝壳形状；有玉贝、石贝，甚至还有骨贝、蚌贝。您想，要是贝仅仅是个装饰品或赏赐纪念，何必费这么大劲，用这么多贵重材料去仿造它？唯一的解释是：它有了交换媒介的功能，需求量大增，真贝不够用，才催生了仿制品。尤其是铜贝，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雏形之一，意义非凡。
那么，这贝怎么用呢？甲骨文里有个字，像两串贝并排，这就是“朋”字，是贝的计算单位。一串可能五枚，一“朋”就是两串十枚（也有其他说法）。《诗经·小雅·菁菁者莪（é）》里有“既见君子，锡（赐）我百朋”的句子，虽是周诗，但反映了以“朋”计贝的传统源自商代。一次交易，多少“朋”贝换一头羊，多少“朋”换一束丝，恐怕在常来常往的集市上，自有约定俗成的规矩。
当然，您可别以为商朝满大街都是“贝来贝去”的买卖。那种拿着钱逛市场的“商业社会”，还远着呢。大量的日常所需，尤其是底层民众之间，恐怕还是最原始的 “以物易物” 。我家织的布，换你家种的粟；我打的猎，换你制的陶。《易经·系辞下》里追述古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描述的可能就是这种定期集市的热闹场面。贝，更多是在跨越部落、地域的较大宗交易，或社会上层获取奢侈品时，才显出它作为“硬通货”的便利。
所以，商代的商业，就像早春的溪流，已然在冰封的官营经济大地上，悄然破开几道口子，活泼地流淌起来。它一头连着远方的奇珍异宝（海贝、玉石、铜锡料），通过或朝贡、或交换、或掠夺的渠道，汇入王朝中心；另一头，也在民间最朴素的生计需求中，滋润着点滴的物产流通。
第二部分：道路上的王朝，舟车里的天下
这海贝和它的仿制品，开始在商人中间慢慢转悠起来，有了点“钱”的苗头。可光有“钱”还不行啊，您得有的买，有的卖，东西得能运得动，路得能走得通。这买卖，到底做到了多大份上？咱们得把眼光从殷都的贝匣，挪到那些尘土飞扬的“官道”和流水汤汤的河川上瞧瞧。
首先得明白，商朝那会儿的“贸易”，跟咱们现在提着菜篮子逛超市，完全不是一码事。它大概分三层：
最顶层，是 “王室特供”式的远程资源攫（jué）取。商王朝需要巨量的铜、锡、铅来铸青铜，需要玉料、海贝、象牙、龟甲这些珍稀物。这些东西产地往往遥远且分散。怎么办？主要有三招：征伐、朝贡、羁（ji）縻（mi）贸易。对于不听话的方国，比如盛产铜矿的南方，可能直接“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诗经·商颂·殷武》），打下来或威慑之，直接获取资源。对于臣服或结盟的方国、部落，则通过“朝贡”体系，让他们定期进献本地特产。还有一类，可能就是在边境或重要据点，由王室控制的专人，用中原的粮食、布帛、成品的青铜器（作为高级礼品）等，去交换远方的矿料、海贝。这种“贸易”，政治和军事色彩极浓，与其说是买卖，不如说是国家主导的战略物资调配。
中间一层，是区域性、行业性的物资流通。比如，制陶作坊需要的特殊陶土，制骨作坊需要的大量骨料，可能并非全部本地出产，需要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调配。再比如，《尚书·酒诰》里劝诫殷商遗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说你们要牵着牛车，去远处从事贸易，来孝养父母。这反映了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商人或家族，可能利用牛车，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贩运盐、粮食、牲畜、皮毛等大宗民生商品。这种贸易，开始带有一定的专业性和营利目的。
最基层的，就是广大村落、族邑之间的 “墟市”交换。正如《易经》描述的“日中为市”，大家定期聚集在某个中心地点，拿自己多余的农产品、手工制品（陶器、石器、骨器、编织物），换回自己缺少的东西。这里头，贝可能用得少，主要是以物易物。但正是这无数涓滴细流，满足了社会最基础的物资调剂需求。
那么，这些东西靠啥运呢？车和船。商朝的车，那可是高科技。殷墟发现了大量的车马坑，车子都是双轮、单辕、衡（héng）轭（è）式，用青铜件加固关键部位，由两匹马驾辕。这种车，运载量比人力肩扛手提大得多，速度也快，是陆路长途运输的主力。甲骨文里“车”字就是车的俯视图，形象得很。可以说，商朝是一个“车轮上的王朝”，没有发达的造车技术和养马业，它的控制和贸易网络根本无法延伸那么远。
水路呢？商人傍着黄河、洹水定居，不可能不善用水路。虽然目前考古还没发现商代的实体船只，但甲骨文里有“舟”字，像一条小船；还有“凡”（帆的初文？）字。想象一下，沉重的铜矿石、木料，通过黄河及其支流进行水运，恐怕比陆路车运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舟船，是这个王朝看不见的、却可能同样重要的血脉。
一个有趣的证据来自货币本身——铜贝的出现。用珍贵的青铜去铸造仿贝，这行为本身意味深长。它说明，贝的“货币”功能在某些场合已经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认为值得耗费青铜这种战略金属来“制造通货”。这从侧面反映了，在商代社会某些层面（很可能是上层或大宗交易），以贝为中介的交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信用水平。
然而，商业的萌芽，终究是在神权政治与农业经济的夹缝中生长。它再活跃，也无法撼动整个社会的根基。商王和贵族们最关心的，不是市场繁荣，而是祭祀的丰洁与收成的丰歉。远方的海贝固然可喜，但仓廪（lin）里实实在在的粮食，才是社稷安稳的压舱石。所有贸易得来的珍宝、原料，最终大多转化为祭祀的礼器、战争的兵甲、贵族的玩好，而非用于扩大再生产。商业，并未能重塑社会的基本结构。
因此，当我们赞叹殷墟珍宝、遥想商贾（gu）车马之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驱动这个庞大王朝运转的核心引擎，始终是那片被反复耕耘的土地，和那套试图解读天意以指导农耕的宇宙观。无论是“百工”的巧夺天工，还是“贝币”的初试啼声，其最终的“买单者”与存在的意义，都深深根植于农业的产出与“天命”的庇佑之中。
下一章，就让我们回到最根本的土地与天空，去看看商人是如何观察星辰、安排农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下华夏农耕文明承前启后的关键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