镐京的宫殿，突然变得很空。
不是没有人。恰恰相反，周公、召公、还有一众卿大夫，每天依旧准时出现在那些铺着茵席、陈设着青铜礼器的厅堂里。案几上堆放的简牍似乎比以往更多了，传递文书的寺人脚步匆匆，压低声音的商议从早到晚几乎不停。
但所有人，从位高权重的“二公”，到门口执戟的卫士，心里都清楚：那个最高、最中央的位置——天子的御座，空了。而且，不知道要空多久。
厉王姬胡，被愤怒的国人像赶野狗一样赶出了镐京，狼狈逃窜到“彘(zhi)地”（今山西霍州），成了个有家不能回、有名无实的流亡者。他的太子姬静（后来的周宣王），当时还是个半大孩子，吓得躲进了召公的家里，差点被攻破宫门“搜王”的国人揪出来杀掉。是召公狠心交出了自己的儿子顶替，才保住了这根独苗。
天子跑了，太子藏了。按照老祖宗的规矩，这叫“主少国疑”，已经够麻烦。现在是“主逃国乱”，简直闻所未闻。
《史记》用一句话概括了这局面：“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
“共和行政”——听起来像个稳固的联盟。但只有身处那间“会议室”（姑且这么称呼那些不再有天子的议政场所）里的人才知道，这十四年，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薄冰上行车。
一、权力的真空与“补位”的焦灼
厉王跑路的那一刻，权力金字塔的尖顶瞬间崩塌。但奇怪的是，整个金字塔并没有立刻散架。为什么？
因为利益相关方太多了，谁也不敢、也不愿让这个架子彻底倒掉。
对于周公、召公等王室重臣和畿内大贵族：
恐惧：国人暴动的威力他们亲眼所见。如果秩序彻底崩溃，暴民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他们这些“帮凶”或“既得利益者”。
利益：他们的权力、财富、地位，都绑定在“周”这个政治共同体上。周室若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责任与野心：作为姬姓宗亲（周公、召公都是王室分支）或世代重臣，他们有维护社稷的责任。同时，这权力真空，何尝不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不能当天子，但可以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
对于暴动后的“国人”：
发泄后的茫然：他们赶走了暴君，出了恶气。但接下来呢？日子还得过。镐京需要秩序，生活需要恢复。他们自己并没有一套替代性的政府方案。他们需要有人出来“主事”，恢复基本秩序。
警惕：他们对任何可能成为“厉王第二”的人都保持着高度警惕。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搜杀太子——斩草除根，防止报复。
对于四方诸侯：
观望与算计：中央的乱局，对他们来说是危机也是机遇。一些亲近的或许担忧，更多则可能暗中观察，甚至盘算着能否从中分一杯羹。如果镐京彻底无政府，诸侯干涉甚至争霸的戏码可能提前上演。
因此，一个诡异的平衡出现了：大家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来维持基本框架，防止全面崩溃和外部干涉；但又绝不能出现一个新的、强有力的专制核心（尤其是成年君主），以免重蹈覆辙。
于是，“共和”成了唯一的选择。它不是基于某种先进的政治理念，而是各方势力在恐怖平衡下的无奈妥协和风险共担机制。
二、“会议室”里的游戏规则：没有天子的朝堂怎么玩？
没有了那个“一言九鼎”的最终裁决者，朝堂的运作规则必须彻底改变。
1. 决策机制：从“乾纲独断”到“集体协商”。
以前，大事天子拍板，或与个别重臣商议后独断。现在，任何重大决策——军事调动、财政安排、外交应对、甚至对厉王及太子地位的官方定性——都需要在“会议室”里，由周公、召公牵头，召集主要卿大夫进行充分（往往是激烈）的讨论，并尽可能达成共识。
史书没记载他们有没有“投票”，但“共识”一定是关键词。任何一方（尤其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重臣）的强烈反对，都可能使议案搁浅。决策效率必然下降，但避免了个人专断可能引发的剧烈反弹。
2. 权力制衡：微妙的“周-召”轴心。
“共和”以周、召二公命名，说明他们是核心。但他们之间，必然也存在制衡。
周公：姬姓，正统宗亲代表，可能更侧重维护王室血脉（保护太子静）和宗法礼制的延续性。
召公：奭氏，虽也是姬姓分支，但家族久为重臣，可能更务实，更关注如何安抚国人、稳定局势。
两人需要密切合作，才能压服其他势力；但彼此也要互相盯着，防止一方独大，变成“摄政王”甚至僭越。他们很可能形成了某种分工，比如周公主内（礼制、祭祀、王室事务），召公主外（军事、外交、与国人沟通），重大事项联署。
3. 合法性来源：从“天命王权”到“危机共识”。
以往，政令的合法性来自“王曰”。现在，“王”没了。政令只能以“周公、召公暨诸卿大夫议决”之类的名义发布。其合法性基础非常脆弱，仅仅建立在“这是当前防止国家解体、保障大家共同利益的最佳（或唯一）办法”这一临时共识上。
为了加固这点合法性，他们必须：
严格遵循礼制框架：即使在无王时期，祭祀、礼仪尽可能照常举行（以“告于先王”或“为社稷祈福”名义），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仪式感”。
谨慎处理厉王与太子：对流亡的厉王，既不能公然否定（那等于否定王权本身），也不能迎接回来（国人绝不答应）。只能采取“放任-搁置”态度。对藏匿的太子静，则严加保护并保密，将其作为“未来希望”和政治筹码小心雪藏。
竭力维持对外形象：必须让诸侯国觉得，镐京虽然“主上微恙”，但政府仍在有效运转，你们别想趁火打劫。这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和必要的武力威慑。
三、十四年的“日常”：没有奇迹，只有维持
“共和行政”的十四年，史书记载极少，几乎是一片空白。但这“空白”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就——它意味着没有发生大的内乱、分裂或外敌入侵，国家机器在极端情况下，居然维持了基本运转。
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年的常态：
税收与劳役：恐怕很难像以前那样足额征收了。国人刚刚展示过力量，王室权威扫地，征税官的态度肯定会“柔和”许多。但基本的、维持政府运转和防务的赋役，恐怕还得想办法收上来，只是过程更艰难，谈判更多。
司法与治安：法律还在，但裁决的最终权威下降了。民间纠纷可能更多地依赖乡老、族内调解。社会治安的维护，更多地依赖贵族私兵和国人自卫力量的微妙平衡。
军事防御：戎狄的威胁始终存在。军队的指挥权，现在分散在“会议室”的共识和前线将领手中。没有天子亲征或独断命令，军事行动可能更谨慎，也更依赖地方诸侯的协作。
贵族生活：奢华的礼乐活动肯定减少了。但贵族间的宴会、交往、乃至土地财产交易（如之前裘卫鼎记载的那种），可能仍在私下进行，只是不再那么张扬。
这十四年，镐京的宫殿里没有诞生伟大的改革或辉煌的功业。它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一件事上：维持现状，等待时间给出答案。等待流亡的厉王老死（他果然死在了彘地），等待藏匿的太子长大成人。
这是一种极其保守、但也极其坚韧的政治智慧。它承认现实的破碎，但不放弃框架；它接受权力的分散，但拒绝无序。它用最低限度的共识和运作，为周王室保留了翻盘的火种和制度惯性。
四、“共和”的遗产：一种非王权的统治可能性
当厉王死于彘地的消息传来，当太子静（宣王）成年并被“共和”政府正式拥立时，那间运行了十四年的“会议室”，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共和行政”在中国历史上是孤例。但它证明了几件事：
国家可以暂时没有君主：政治共同体可以依靠精英集团的集体协商和共识来维持基本运转，哪怕是在君主制根深蒂固的时代。
“国人”的力量被正式载入史册：他们用暴力改变了最高权力的归属，并迫使统治精英在十四年里不得不正视他们的存在和利益。这为后世政治中“民意”（虽非现代民意）因素的考量，埋下了遥远的伏笔。
制度惯性的强大：即便最高权力者缺位，庞大的官僚体系、礼仪制度、社会结构，仍然有着强大的自我维持倾向。只要核心利益集团不愿意体系崩溃，这个体系就能以一种“低功耗模式”持续运行相当长时间。
然而，“共和”终究是非常态下的应急产物，而非制度创新。它的权力基础过于脆弱，依赖顶级贵族间的微妙平衡和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一旦平衡打破（比如强人出现），或危机过去（新王成年），它便自然让位于传统的王权模式。
宣王即位后，“共和”时期的卿大夫们（包括周、召二公的后人）将权力平稳移交。但那段没有天子的日子，以及国人暴动的记忆，必定深深刻在新君和所有贵族的脑海里。它像一道深深的伤疤，也像一个危险的先例，提醒着后来者：王权并非无代价，统治需有边界。
“会议室”的门关上了，天子回到了御座。但有些东西，一旦被展示过，就再也回不去了。
（第二十一章完）
“共和”的会议室安静了，成年的宣王雄心勃勃，意图重振祖父和曾祖父失去的荣耀。一场被称为“宣王中兴”的大戏即将拉开帷幕。他南征北讨，清查人口，试图用赫赫武功和强硬手腕，将王权的指针再次拨向强盛。然而，中兴的背面，是透支国力的疯狂扩张和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下一章，我们将审视宣王那份看似华丽的“中兴KpI成绩单”，看那些辉煌的军事胜利背后，国库是如何被掏空，民心又是如何再次被置于火炉之上，直至那场葬送最后国运的“千亩之战”惨败，将一切幻象击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