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一年的时间，足以让昆明的雨季走到尽头，也足以让一支队伍，用双脚和车轮，丈量完整个西北的苍凉与广袤。
当那个积满尘土、用油布反复包裹的木箱被送到五华山办公室时，空气中弥漫开一股干燥、辛辣的气息，那是混合了黄土、草屑和长途跋涉后人畜汗味的独特味道。
箱子被小心翼翼地撬开，里面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一叠叠厚重的报告，纸张的边缘已经磨损，字迹却依旧清晰有力。最上面，是一份由考察团团长、原云南民政厅干事陈思齐亲笔撰写的总结报告，以及一张用红蓝墨水精心绘制的《西北四省鸦片种植区域图》。
林景云没有立刻翻阅文字，他的目光，首先被那张地图牢牢吸住。
地图上，大片的区域被触目惊心的红色墨迹所覆盖，如同人体上一块块正在腐烂的疮疤。从察哈尔的牧场边缘，到绥远河套平原的沃土，再到整个甘肃，那红色几乎无孔不入，连成一片，狰狞地宣告着毒品对这片土地的统治。
“主席，各位，”陈思齐派回押送报告的援助团刘技术员，声音沙哑，面容被风沙刻画得黝黑而坚毅。他就是从那片土地上走回来的活生生的报告。
没有人说话，办公室里只有翻动纸页的沙沙声。每个人都分到了一部分报告的抄录本，开始阅读。那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幅幅活生生的，充满了苦难与挣扎的画卷。
刘技术员清了清嗓子，开始用他那略带疲惫的声音，为众人解读这趟地狱般的行程。
“我们先从察哈尔说起。”他指着地图的最北端。“那里是蒙古草原，牧民逐水草而居，牛羊是他们的一切。但在多伦、宝昌一线，最好的草场，现在长满了罂粟。军阀用刺刀逼着牧民铲掉牧草，种上这玩意儿。一个陪同我们的西北军连长，一个三十多岁的察哈尔汉子，指着一片罂粟花海对我们说，他小时候，那里能养活上千只羊，现在，只能养活军阀的几门炮。”
“张家口，曾经的‘张库大道’何等繁华，大盛魁的驼队连通内外蒙，茶叶丝绸运出去，皮毛牲畜运进来。但现在，外蒙的路断了，商号凋零，只剩下皮毛初级加工作坊还在苟延残喘。整个察哈尔的经济，除了传统的畜牧，就是被军阀牢牢控制的鸦片贸易。”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他们知道西北苦，却从未想过是这样的苦。
“再看绥远。”刘技术员的手指划向西边。“‘塞上粮仓’河套平原，引黄河水灌溉，本是鱼米之乡。可现在，一半的良田也被种上了鸦片。军阀的‘烟亩税’，占了他们收入的大头。我们亲眼看到，有老农跪在田埂上，一边哭，一边给罂粟锄草。他说，种粮食，要被收七八种杂税，最后全家饿肚子；种这个，虽然是断子绝孙的玩意儿，但至少能换点钱，让孩子活下去。”
“包头，因为京绥铁路的开通，成了新的皮毛和粮食转运枢纽，算是一点亮色。但它的繁荣，是建立在将整个西北的资源，包括鸦片，转运出去的基础上的。我们考察团在包头的一家小毛纺厂，看到了几个不到十岁的童工，手上满是冻疮，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只为了一口糊口的饭。”
朱培德这位铁血军人，此刻的脸色也变得无比难看，他捏着报告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最触目惊心的，是甘肃。”刘技术员的声音沉了下去，他拿起那张鸦片地图，铺在桌子中央。“各位请看。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几乎无处不红。军阀甚至颁布法令，美其名曰‘烟亩罚款’，实际上就是逼着你种，你不种，就罚款罚到你家破人亡。整个甘肃的财政，就是靠这片红色的海洋撑起来的。”
“兰州，作为核心，最大的产业不是别的，是水烟。其次是皮毛和药材。我们沿着黄河走，看到无数的皮筏子顺流而下，上面装满了羊皮，从兰州运到包头，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运输方式。一个筏子工告诉我们，一趟走几个月，风吹日晒，九死一生，挣的钱，还不够在兰州城里抽几口大烟。”
“至于工业，兰州机器局，说是修造枪械，其实更像个大铁匠铺。我们看到的唯一有点近代工业影子的，是延长油矿，但1924年全年的产量，还不够我们云南一个月的汽车用油。”
在场的众人，都是云南新政的核心人物，他们亲手将一个贫瘠的边陲省份，打造成了如今西南的工业和经济中心。他们习惯了用数据、用工厂、用产量来思考问题。但甘肃的这份报告，让他们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那不是落后，那是腐烂，是从根子上的腐烂。
“最后是河南。”刘技术员叹了口气，似乎连提起这个名字都觉得沉重。“河南的条件最好，有京汉、陇海两条铁路大动脉，是粮食和棉花的主产区。郑州的豫丰纱厂，焦作的煤矿，都有相当的规模。许昌的烟草，更是被英美烟草公司看中，大力推广。”
“但这里，也是人间地狱。黄河连年泛滥，我们路过一处决口，沿途全是逃难的灾民，易子而食不是传说。军阀混战更是家常便饭，胡景翼的部队驻扎在豫西，刮地皮的本事，比黄河水还厉害。河南的百姓，就像是站在一个磨盘上，一边是天灾，一边是人祸，两头挤压，血肉横飞。”
陈思奇讲完了，整个办公室里，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那份厚重的报告，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的心头。他们原本的设想，是复制云南的成功经验，通过援助，帮助西北禁绝鸦片，发展经济，从而建立一个稳固的战略同盟。可现在看来，那根本不是一个坑，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交通是最大的难题。”财政部长沉声开口，打破了沉默。“我们测算过，一吨货物从昆明运到兰州，不算沿途军阀的盘剥和匪患的损耗，光是运费，就是货物本身价值的三到四倍。这种成本，任何大规模的商贸合作都无法承受。”
“更致命的是水利。”一位水利专家面色凝重地站起来。“我们都寄希望于修复古老的郑国渠，先解决粮食问题，再图禁烟。但考察团带回的精确测绘数据显示，经过上千年的变迁，泾水河床已经严重下切，郑国渠的古引水口，现在高悬在河道上方十几米的地方。那条渠，已经彻底废了。想要重新引泾水入渠，工程量不亚于新建一条运河，没有五年十年，根本不可能完成。”
“没有粮食增产的保证，强行禁烟，就是逼着上千万百姓造反。”
“没有便捷的交通，我们的技术、设备、人员，都送不进去。”
“鸦片、军阀、缺水、交通……这四个问题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无解的死局。”
悲观的情绪如同病毒一般，在房间里迅速蔓延。他们第一次感到，林景云擘画的那个“西南西北大联合”的宏伟蓝图，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林景云一直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听着，手指在那张血红的地图上缓缓移动。他的脸上没有震惊，没有沮丧，只有一种冰冷的平静，仿佛在解一道无比复杂的数学题。
终于，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
“死局，不代表无子可落。”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根定海神针，瞬间稳住了所有人的心神。“路不通，我们就先想办法修路。渠不成，我们就先改良种子。大病不能下猛药，那就先固本培元，调理气血。”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拿起一支笔。
“各位看，西北苦，苦在根上。这个根，我们现在动不了。但我们可以先从枝叶入手。”
“第一，援助不止。但援助的方式要变。”他用笔在地图上点了点。“我们不能再想着全面开花，而是要重点突破。我提议，先期援助，集中在两件事上：送种子，办学校。”
“送种子，就是将我们云南培育出的所有耐旱、高产的作物种子，包括土豆、玉米、红薯的新品种，无偿提供给西北军，在他们控制力最强的区域，比如绥远的河套地区，甘肃的兰州周边，建立试验田。先让当地的百姓看到，种粮食比种鸦片更有奔头。这是一场攻心之战。”
“办学校，就是将我们的考察团、医疗队，就地转为教员。在西北开办小型的技术培训班、卫生员培训班，甚至扫盲班。我们现在派一千个工程师过去，没有配套的熟练工人，也是白费。但我们如果能在那里培养出一万个懂得基本原理的本地学生，那未来就是燎原的火种。”
“第二，交通问题。”他的笔，从云南出发，划向四川，再从四川，指向甘肃。“滇西北的交通，短期内无法指望。但我们可以建议冯玉祥，集中力量，先打通从甘肃到四川的道路。只要川陕路一通，再等我们修通滇川公路，整个西南和西北，就盘活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林景云的声音变得斩钉截铁，“我们必须让冯玉祥和他的西北军，清醒地认识到，靠他们自己，永远走不出这个泥潭。这份报告，必须原封不动地，送一份到他的手上。”
……
绥远，包头。
风沙正紧，窗户纸被吹得猎猎作响，仿佛随时都会被撕裂。一盏昏黄的油灯下，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死死地盯着桌上的一份文件。
他就是冯玉祥。
与昆明的精致办公室不同，这里只是一间土坯房改造的简陋指挥部。墙上挂着军事地图，角落里堆着马鞍，空气中混杂着烟火和皮革的味道。
陪在他身边的，是刚刚从云南返回的心腹参谋长，刘骥。
冯玉祥已经在这里坐了整整一个时辰，一动不动，只有胸口剧烈的起伏，显示着他内心的惊涛骇浪。他看的，正是云南考察团那份报告的副本。
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张图，都像一把烧红的刻刀，在他心上反复烙印。
他看到了察哈尔的牧民在刺刀下铲掉草场，看到了绥远的老农跪在罂粟田里哭泣，看到了兰州的筏子工用性命去换几口大烟，看到了河南的灾民在洪水和战火中挣扎。
这片土地，是他的地盘。这些人，是他的同胞。
他一直以为自己足够了解这片土地的贫瘠与苦难，他一直在努力，练兵、治政，试图改变这一切。可这份来自云南的报告，用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冷静到残酷的笔触，将他治下的土地，一层层剥开，露出了里面早已腐烂生蛆的血肉。
他看到了自己的无能，看到了军阀混战对这片土地敲骨吸髓的盘剥，更看到了那片红色的鸦片地图，像一张魔鬼的脸，在嘲笑着他所有的努力。
“砰！”
冯玉祥蒲扇般的大手，猛地捶在桌子上。桌上的油灯剧烈地跳动了一下，险些熄灭。木屑飞溅，他的手背上瞬间被划出几道血痕。
“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不知是在骂那些逼民种毒的军阀，还是在骂自己的无力。
“我们……我们对不起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啊！”一声长长的悲叹，充满了无尽的痛心与自责。这个在战场上从不皱眉的汉子，此刻眼眶竟是通红。
刘骥默默地递上一杯热水：“焕章（冯玉祥的字），云南方面，林主席已经发来了新的电报。”
冯玉祥一把抢过电报，一目十行地看完。电报的内容，正是林景云在会议上提出的那几点务实的建议：送种子、办学校、先修川陕路……
看完电报，冯玉祥长久地沉默了。他眼中的狂怒和悲愤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却又带着一丝光亮的决绝。
他抬起头，看着窗外漫天的黄沙，声音嘶哑却无比坚定。
“参谋长，你告诉林少川。”
“就说我冯玉祥，谢谢他。谢谢他没有因为西北是个烂摊子就甩手不干，谢谢他还肯拉我们一把。”
“他提的，我们都认！不就是种子吗？我亲自去给他们划最好的地做试验田！不就是办学校吗？我把军官团都拉去听课！不就是修路吗？我西北军的兵，枪炮能扛，石头也能扛！”
“这盘棋，云南开了头。我们西北，就算把血流干，也要跟着下到底！”
他转过身，目光如炬，死死地盯着墙上那张军事地图，仿佛要把它看穿。
“传我的令，从军中挑选五千精壮，放下枪，拿起锄头和铁锹。我们，先从打通去四川的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