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持续的“嘟——”声，并没有连接到军委监察局值班室里任何一台响起铃声的电话。
在数百公里外的指挥中心，这声长鸣被转化成了一道无声的绿色波形，在黄干事面前的监控主屏上一路奔涌。
“接通了！诱捕信道激活！”黄干事的声音压抑着兴奋，指尖在键盘上快得几乎要冒出火星，“信号源锁定，依旧是兴华路27号院502室。但是……路由路径异常！”
几乎是同一时间，林晚星的目光也落在了那串令人费解的数据上。
这通电话，像一个幽灵，绕过了所有常规的民用和军用交换机，通过一栋早已在地图上被标记为“已拆除”的战备通讯塔完成了转接。
它所占用的，是一个在系统内显示为“永久注销”的军区内部编号。
“调出这个编号的历史归属记录。”林晚星的命令冷静得像冰。
几秒钟后，一份尘封的电子档案被调取出来。
黑色的屏幕上，白色的宋体字清晰而刺眼：该编号曾隶属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代号“灯塔”的绝密生物防护项目组。
档案的最后一页，是一份稀疏的人员名单，而在“在册技术员”一栏的末尾，一个名字孤零零地挂在那里——张振国。
是他。
陆擎苍眉头紧锁：“他这是在主动投诚？”
“不。”林晚星摇了摇头，深邃的眼眸里闪烁着洞悉一切的光芒，“如果是主动投诚，他会说出自己的身份，而不是一段没头没尾的暗语。擎苍，你有没有想过，这通电话，或许根本不是他‘想’打的，而是他‘必须’打的。”
她的指尖在屏幕上轻轻一点，指向了张振国的档案，“他是‘灯塔’项目最后一名在册技术员。我怀疑，在他的潜意识深处，被植入了一套应急指令。当他判断自己即将暴露、主链面临断裂风险时，就会触发这个程序，向一个预设的‘安全号码’上报关键信息，以保证组织的遗产能够被延续。他的举报，是程序性的，而非情感性的。”
一个被当做工具三十年的人，连最后的求救，都成了一次身不由己的履职。
指挥中心内一片死寂，众人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
就在这时，那通电话终于接通了。
一个因极度紧张而嘶哑颤抖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来，像被砂纸打磨过一般。
“d7血库……钥匙在通风口第三块砖。”
他只重复着这一句话，一遍，又一遍，仿佛一台卡壳的复读机。
每个字都耗尽了他全身的力气，又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
四十七秒后，通话被猛地切断。
所有人都看向林晚星，等待着她下达突袭的命令。
林晚星却拿起了另一部内部电话，拨给了已经回到家中的老孙法官。
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孙老，麻烦您，用您的私人电话，回拨这个号码。”
电话很快被接通。
按照林晚星的嘱咐，老孙法官没有多说一个字，只是用他那惯有的、沉稳而威严的嗓音，对着话筒缓缓说道：“组织记得你当年签下的名字。”
电话那头，是死一般的沉默。
没有回答，没有挂断，只有一片被无限拉长的、凝固的寂静。
良久，久到老孙法官以为对方已经不在了，听筒里才终于传来一声极轻、极压抑，仿佛用尽了一生力气才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抽泣。
那声音里，包含了一个人三十年的委屈、恐惧和绝望。
然后，电话挂了。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
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中，兴华路27号院3号楼4单元的门开了。
张振国走了出来。
他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旧衣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提着一只洗得发白的旧帆布包，整个人看起来有一种异样的平静，仿佛即将去赴一个等待了半生的约会。
他没有去任何别的地方，径直走向了社区邮局。
而在邮局门口，一个穿着邮政绿色制服的年轻“邮递员”正一边擦着自行车，一边用眼角的余光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一切。
是提前在此蹲守的黄干事。
他看到张振国从帆布包里拿出一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也没有收信地址，只在邮票的位置，贴了一枚特殊的军邮标识。
他将信郑重地投入了那个写着“军委专递”的墨绿色邮筒。
“鱼已投饵。”黄干事低声对着领口的微型麦克风汇报。
半小时后，那封信被悄无声息地拦截下来，送到了林晚星面前。
“不开封，直接送去x光扫描。”
扫描图像很快生成，信纸很薄，但在夹层中间，清晰地显现出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密度极高的阴影。
“微型胶片。”技术人员报告道，“初步分析，上面刻录的应该是手写字符，像是某种清单或名录。”
林晚星看着屏幕上的图像，嘴唇抿成一条坚毅的直线。
她明白了，张振国以为，完成了这最后一次信息的传递，履行了那个刻在他骨子里的“职责”，他就可以解脱了。
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三十年的囚徒生涯，画上一个句号。
“不能让他‘解脱’得这么容易。”陆擎苍的声音低沉，“这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网络。”
“对，”林晚星点头，“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动这封信。打草惊蛇的后果，是整张网都会立刻隐匿。我们得用一个更合理的办法，拿到里面的东西。”
她的目光转向了一旁始终沉默的程永年教授。
“程老，要请您出山了。”
当天下午，一份由军医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程永年教授牵头、数位军中医学泰斗联合署名的申请报告，被递交到了军委高层。
报告的标题是《关于抢救建国初期绝密军事医学史料，并进行数字化归档的紧急提案》。
报告情真意切，以“灯塔”等项目为例，痛陈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科研资料因年代久远、保管不善而面临损毁的风险，强烈要求立刻组织专家团队，对相关档案馆的遗留文件进行抢救性整理。
理由冠冕堂皇，又切中要害。
申请报告一路绿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了批准。
隔天，林晚星便亲自带队，以“史料整理专家组组长”的身份，名正言顺地走进了中央军事档案馆那座戒备森严的地下库房。
在一排排积满灰尘的铁皮柜中，他们找到了所有关于“灯塔”项目的卷宗。
在翻阅到一堆未录入计算机系统的手写记录时，林晚星的指尖停在了一本薄薄的、牛皮纸封面的册子上。
《应急联络手册》。
她迅速翻开，册子里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其中一页的规定，让所有人的呼吸都为之一滞：“若主链断裂，d7血库钥匙及相关权限，自动移交三级备份人员。接头人须凭暗语‘春分雨落’，方可激活其最终使命。”
这本手册，不仅证实了张振国确实是这个庞大体系中被预设的最后一环，更揭示了“海葵”组织的可怕之处——它的设计，从一开始就预设了无数个断点和重生机制，像一颗被斩断根须的毒草，只要还有一小节留下，就能在合适的时机重新疯长。
与此同时，最后一根稻草，也被轻轻地放了上去。
年轻的战地记者小刘，在林晚星的授意下，在最新一期的《解放军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那些沉默的齿轮》的纪实短文。
文章没有提及任何机密，只是用饱含同情的笔触，讲述了几个参与过国家秘密项目，却因保密协议而沉默半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故事。
文末写道：“他们不是万众瞩目的英雄，更不是人人唾弃的叛徒。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只是被命运选中，被迫背负起秘密的人。他们的一生，都在等待一个可以开口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刻。”
这篇文章，像一颗精准投下的石子，在平静的军属圈子里激起了巨大的涟漪。
当天晚上，指挥中心的诱捕信道再次被激活。
还是那个号码，还是那个嘶哑的声音，但这一次，他没有再重复那句冰冷的暗语。
电话里，是长久的沉默，和压抑不住的、粗重的呼吸声。
“我是张振国。”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原五〇七工程，电气控制员……我知道血库里，还有什么。”
林晚星坐在指挥室里，静静地看着审讯室监控录像中那个佝偻着背、将三十年的秘密与痛苦和盘托出的老人。
当他说完最后一个字时，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却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
她缓缓合上面前的档案袋，站起身，拿起了通往战勤部的红色专线电话。
电话那头，是陆擎苍沉稳如山的声音。
“擎苍，”林晚星的语气平静而决然，“准备进d7。我拟定了一份《全军战备医疗物资及特殊样本普查方案》，你立刻启动最高级别审批流程。”
而在城市另一端，某座山体深处的地下工事里，一道锈迹斑斑的沉重铁门静静矗立。
门后，黑暗而冰冷的空间里，无数玻璃试管在陈列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管壁上早已模糊的手写标签，在应急指示灯微弱的绿光下，仍在幽幽地闪烁着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