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原本是座旧教堂，青砖灰瓦，能容纳两三百人。如今长条木凳摆得整整齐齐，墙上挂着手写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标语。早晨的阳光透过彩玻璃窗洒进来，在粗糙的水泥地上投下斑驳光影。
陈锐和沈墨文坐在靠后的位置。前面几排已经坐满了人，粗略看过去得有上百号——各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军事指挥员、政权干部、搞经济和文化工作的骨干。许多人都是老烟枪，会场里旱烟味呛得人眼睛发酸。
“你看那个，”沈墨文压低声音，指了指前排一个正与旁人说话的中年人，“晋绥的军事部长，百团大战时指挥过一个纵队，打得很猛。”
陈锐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个方脸阔口的汉子，左侧脸颊有道长长的伤疤，说话时手势很大，一看就是战场上下来的悍将。
八点整，几位中央领导走进会场。没有掌声——这是早就定下的规矩，开会不搞形式主义。领导们在主席台就座，最中间那位戴眼镜的首长清了清嗓子：
“同志们，开会。”
全场瞬间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今天这个会，叫战略研讨会。”首长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我们不谈虚的，不报喜不报忧。各根据地的情况，好的、坏的、成功的、失败的，都要摆到桌面上。目的是什么？交流经验，吸取教训，找到在目前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积蓄力量的办法。”
“现在开始汇报。按地区顺序，晋绥的先来。”
那位脸上有疤的汉子站起身，大步走到讲台前。他没有讲稿，开口就是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
“我叫周大勇，管军事的。晋绥这边，去年到现在，鬼子搞了七次大规模‘扫荡’，小规模袭扰不计其数。我们的办法就一个字：熬。”
他掰着手指头数：“一、主力部队化整为零，以连排为单位活动，避免决战；二、民兵地雷战，光去年就炸死炸伤鬼子伪军八百多人；三、坚壁清野，粮食藏到山里，鬼子来了也没吃的；四、……”
汇报很实在，成绩说得少，困难说得多：武器弹药缺乏，特别是子弹，平均每个战士不到十发；药品奇缺，伤员死亡率高；春耕受影响，群众吃饭成问题。
接下来是晋冀鲁豫、山东、苏北……一个个代表上台，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在极端困难下苦苦支撑。但陈锐敏锐地注意到，每个人强调的重点不同——有的重视群众工作，有的侧重军事斗争，有的狠抓经济建设。
沈墨文在一旁快速记录，偶尔凑到陈锐耳边：“苏北那边利用水网搞运输，有点意思。”“山东的民兵组织更严密。”
轮到晋察冀时，已经是下午三点。
陈锐站起身，走到讲台前。他能感觉到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有好奇，有审视，也有怀疑。
“首长，同志们。”陈锐深吸一口气，“我是晋察冀军区军工部的陈锐。我汇报的题目是：《在极端封锁下，技术力量的生存与发展探索——‘星火计划’的实践与思考》。”
这个题目一出，会场里响起一阵低语。许多代表交换着眼神——技术？现在饭都吃不饱，还谈技术？
陈锐不理会这些反应，开始系统阐述。
他从湘江边苏醒说起，说如何用现代知识改造“边区造”；说在日军严密封锁下，如何被迫把军工生产“化整为零”；说“星火计划”的具体做法：把技术人员分散到群众中，教老百姓用土办法制造简单的武器部件；说建立“生产联盟”，让每个村庄都成为一个微型兵工厂……
“我们的核心思路是：当集中生产无法生存时，就把技术变成种子，撒到群众土壤里。”陈锐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一颗手榴弹，弹体在张村铸造，引信在李村制作，炸药在王村配制，最后在赵村组装。鬼子摧毁任何一个点，其他点还能继续运转。”
他讲到了代价：被摧毁的隐蔽点，牺牲的技术人员，失败的尝试。特别提到王铁匠小组转移、韩窑主那条线断掉时，会场里静得能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但我们收获了什么？”陈锐提高声音，“首先，在最残酷的‘扫荡’中，我们的弹药供应没有完全中断。去年一年，通过‘星火’网络，我们生产了手榴弹两万三千余枚，地雷四千多个，修复枪支八百余支，自制迫击炮十七门。”
这个数字让许多人动容。
“其次，我们培养了一批土生土长的技术骨干。他们可能不识字，但知道怎么调配黑火药，怎么浇铸弹壳，怎么用土镗床加工炮管。”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技术不再神秘。老百姓发现，造武器和打锄头、补锅碗没什么本质区别。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陈锐讲完，会场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质疑开始了。
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个戴眼镜的干部，来自平原根据地：“陈锐同志，我承认你们的做法有创造性。但效率呢？分散生产，质量如何保证？运输成本多高？这些你算过账吗？”
陈锐点头：“算过。分散生产的效率确实只有集中生产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但同志们，在鬼子‘三光’政策下，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生存。一个效率低但能存活的生产体系，比一个效率高但随时可能被摧毁的体系，更有价值。”
“那质量呢？”另一个代表追问，“老百姓造的东西，能打仗吗？”
这次沈墨文站了起来。他走到讲台边，打开随身带来的布包——这是老韩想尽办法帮他带到延安的。
布包里是几件实物：一颗“星火”网络生产的手榴弹，一块代用发射药，一小截用“土镗床”加工的炮管断面。
沈墨文把手榴弹举起来：“这颗手榴弹，是河北曲阳县一个叫赵家洼的村子生产的。全村二十三户，有十九户参与了不同工序的生产。它的威力比不上正规兵工厂的产品，但——”他顿了顿，“它能炸，能杀伤敌人。去年十月，这个村的民兵就用这种手榴弹，打退了鬼子一个小队的进攻。”
他又拿起那块黑褐色的代用发射药：“这是用棉花杆灰、硝土和硫磺配制的。威力只有正规发射药的七成，但同志们，在没有外来补给的情况下，这七成就是生与死的区别。”
最后，他举起那截炮管断面。断面粗糙，但内膛线清晰可见。
“这是用改造的土镗床加工的。”沈墨文的声音有些激动，“加工一门迫击炮管，需要六个人轮流摇动镗床，工作四天四夜。累吗？累。苦吗？苦。但就是这种‘土炮’，去年在反‘扫荡’中，炸掉了鬼子三个碉堡。”
实物摆在面前，质疑声小了些，但没有消失。
一个面容严肃的中年干部站起来——他是负责军工安全的领导：“陈锐同志，你考虑过保密问题吗？把技术扩散到群众中，万一有人叛变，整套体系不就全暴露了？”
这个问题很尖锐。陈锐沉默片刻，才缓缓回答：“考虑过，而且我们付出了代价。但我们发现，真正的保密不是把技术锁起来，而是让它和群众的利益融为一体。当一个村庄的老百姓都参与进来，当每个人都明白——技术泄露意味着鬼子会来烧村子、杀人，保密就成了自觉行动。”
他讲了一个真实例子：有个隐蔽点被汉奸发现，鬼子来抓人。结果全村人掩护技术人员转移，那个汉奸被自己的亲叔叔告发，最后被民兵处决。
“群众不是傻子。他们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辩论越来越激烈。支持者认为这是“人民战争思想在技术领域的具体化”；反对者担心这会影响将来的正规化建设，还有人质疑“土法”会形成路径依赖，阻碍技术进步。
陈锐一一回应，沈墨文不时补充技术细节。两人配合默契，但能看出，压力越来越大。
会议休息时，几个代表围过来继续追问。周大勇——那个晋绥的军事部长——拍着陈锐的肩膀：“老弟，你说得在理。咱们打仗的都知道，有时候就得用土办法。但你这套，推广起来不容易啊。”
“没想过推广。”陈锐认真地说，“各根据地情况不同，我们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当正规道路走不通时，还有另一条路。”
沈墨文在旁边小声说：“陈总，我看有些人还是不理解。”
“正常。”陈锐喝了口水，“新事物总要经历这个过程。”
下午五点，汇报全部结束。主席台上的几位领导低声交换意见。最后，中间那位首长站起身。
全场肃静。
“听了大家的汇报，我很受触动。”首长的目光扫过会场，“各根据地都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各有各的办法，各有各的创造。这很好。”
他顿了顿：“特别是晋察冀的‘星火计划’，让我想到一件事——当年我们在井冈山，也是靠土枪土炮、大刀长矛起家的。那时候谁会想到，十几年后我们能建立起正规的红军？”
“技术重要吗？重要。但比技术更重要的，是让技术为人民战争服务的思想。晋察冀的同志在实践中学到了一点：真正的力量不在几座工厂、几台机器，而在人民群众之中。把技术教给群众，让群众掌握改造世界的工具，这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会场上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当然，”首长话锋一转，“各根据地情况不同，不能一刀切。平原有平原的条件，山区有山区的特点。中央的意见是：因地制宜，百花齐放。只要有利于坚持抗战、有利于积蓄力量、有利于将来反攻的做法，都可以探索，可以尝试。”
“但是——”这个“但是”让所有人竖起耳朵，“探索不是蛮干。要总结经验，要吸取教训，要不断改进。晋察冀的同志也要思考：如何在分散生产的同时，保证关键技术不流失？如何在‘土法’基础上，逐步提高水平？如何在保存力量的同时，为将来的正规化做准备？”
陈锐认真记录着每一句话。
“最后说一点。”首长的语气变得深沉，“现在是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鬼子想把我们困死、饿死、拖死。但我们不能死，不但要活下来，还要活得更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这就需要各根据地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晋察冀的‘星火’经验，对处于类似困境的根据地，有参考价值。其他根据地的做法，也值得学习。”
“总之，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
会议在傍晚六点结束。代表们陆续离场，许多人还在热烈讨论。陈锐和沈墨文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一个工作人员匆匆走过来：
“陈锐同志，首长请你留一下。”
沈墨文看向陈锐，眼神里有询问。陈锐轻轻摇头：“你先回去，把今天的讨论整理一下。”
跟着工作人员穿过礼堂侧门，来到后面一间小会议室。这里陈设更简单，一张长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华北地区的地图。
刚才讲话的那位首长已经在座，旁边还有两位领导。见陈锐进来，首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工作人员倒上热水，退出去关上门。
“陈锐同志，你的汇报很实在。”首长开门见山，“但会上有些问题，可能不方便深入讨论。现在只有我们几个，可以放开谈。”
陈锐坐直身体：“首长请问。”
“第一个问题：你估计，‘星火’网络的极限在哪里？能支撑多大程度的作战需求？”
陈锐思考片刻：“目前状态下，只能支撑游击战和小规模伏击战。如果要打攻坚战、运动战，必须要有更集中的生产基地。”
“第二个问题：如果将来条件改善，有了相对稳定的后方，你这套分散模式要怎么转型？”
“我们会建立‘技术种子库’。”陈锐解释，“把最核心的技术、最精华的人才、最关键的数据，集中保存在绝对安全的地方。平时继续分散生产，一旦形势需要，可以以‘种子库’为基础快速扩大规模。”
首长点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
旁边一位领导问：“你刚才提到，利用日伪内部矛盾和社会缝隙。具体怎么做？有什么风险？”
陈锐详细讲了韩窑主那条线的得失，讲了如何辨别可争取对象，如何控制风险。讲到王铁匠小组被迫转移时，他语气沉重：“我们付出了代价，但也学到了——灰色渠道只能用，不能依赖。真正的根基，还是在群众中。”
问答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问题越来越深入，从具体技术细节，到组织管理，到长远规划。陈锐能感觉到，这几位领导对“星火”模式的兴趣，远不止于听取汇报那么简单。
最后，首长放下笔，看着陈锐：“陈锐同志，你知道中央为什么这么重视你们的经验吗？”
陈锐摇头。
“因为你们探索的，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模式。”首长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抗战是持久战，相持阶段可能还要持续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各根据地都要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不仅生存下来，还要发展壮大。”
他转过身：“你们用实践证明了一点——在最极端的条件下，只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种经验，比打几个胜仗更重要。”
陈锐心中一震。
“但是，”首长走回座位，“光有经验还不够。你们现在做的，是在‘求存’。下一步，要思考怎么‘图强’。技术要为将来的反攻做准备，要为建设新中国积累力量。这个任务，比现在更艰巨。”
离开会议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延安的夜空繁星点点，延河水声潺潺。
沈墨文在招待所门口等着，见陈锐回来，急忙迎上去：“怎么样？”
“中央很重视。”陈锐简单说，“但要求也更高了。”
回到窑洞，陈锐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今天会上的一幕幕在脑中回放：质疑的眼神，激烈的辩论，首长的话语……
他能感觉到，自己带来的这套做法，已经触动了某些深层次的东西。这不只是关于怎么造武器，而是关于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可能性。
“陈总，”沈墨文在对面炕上小声说，“我今天一直在想，如果我们早几年搞‘星火’，是不是能少牺牲很多人？”
“也许。”陈锐看着窑顶，“但历史没有如果。我们能做的，就是让现在的牺牲有价值。”
窗外传来脚步声，是其他代表陆续回窑洞休息。能听到低低的谈话声，偶尔有争论——今天的会议显然引发了太多思考。
陈锐忽然想起晋察冀的同志们。赵守诚现在在做什么？齐家铭的“土镗床”改进得怎么样了？李水根的“生产联盟”能顶住日军的压力吗？
他想念那片被战火炙烤的土地，想念那些在艰难中依然坚持的人们。
而此刻，在千里之外的晋察冀，赵守诚正面对一张新绘制的敌情态势图。图上，代表日军的红色箭头正在重新集结，方向不明，但规模远超以往。
他拿起笔，在图上标注了一个问号，然后写下两个字：铁篦。
夜风吹过太行山的千沟万壑，带着春寒，也带着山雨欲来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