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拂晓前最后的黑暗被来自我们身后的、天崩地裂般的炮火准备撕得粉碎。那不是演习中零星的炮响，而是成千上万门火炮同时怒吼所形成的、持续不断的、震撼灵魂的轰鸣。东方的天际线被染成了一种病态的、不断闪烁的橘红色，仿佛地狱的熔炉在这一刻倾覆。我们坐在“艾玛”里，能清晰地感觉到大地在身下剧烈地颤抖，如同持续不断的地震。
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讲，只有无线电里传来的、冰冷而简短的命令：“第一波次，前进。”
威廉深吸一口气，推动操纵杆。“艾玛”的引擎发出低沉的咆哮，履带开始转动，碾过国境线上那象征性的木质栏杆，毫无阻碍地驶入了波兰的土地。
最初的推进，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波兰边境部队在如此凶猛的炮火覆盖下，建制已被打乱，抵抗零星而无力。我们沿着预设的进攻路线，穿过被炮火犁过一遍的田野，越过炸断的桥梁旁工兵临时架设的舟桥，碾过丢弃着破损装备和零星尸体的战壕（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到死亡的敌人，年轻而苍白的脸，凝固着惊愕与痛苦，让我胃部一阵抽搐）。
奥托最初还带着一丝参与“伟大进军”的兴奋，透过炮塔不断报告着所见景象。但很快，他的声音就低了下去。窗外闪过的，是燃烧的农舍，是惊惶逃窜的平民（他们看着我们这些钢铁怪物的眼神，充满了纯粹的恐惧与仇恨），是被遗弃的、还在冒着青烟的军事装备。战争的残酷，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它以最直接、最丑陋的方式，扑面而来。
“保持队形，注意警戒。”我只能不断地重复着命令，既是对其他车辆，也是对自己。我的目光不敢有丝毫松懈，望远镜扫过每一个窗口，每一片树林，寻找着可能存在的狙击手或反坦克炮位。
然而，真正的敌人，很快就不再仅仅是波兰军队。
随着我们不断深入波兰腹地，长途行军带来的磨损开始显现。“艾玛”毕竟是早期型号，结构相对简单，持续的高强度推进对它来说是巨大的考验。履带的销钉开始出现松动，行驶时发出令人不安的“咔哒”声。引擎在持续运转下，温度始终居高不下，驾驶舱里弥漫着浓重的机油和过热金属的气味。威廉的眉头越皱越紧，他必须付出比平时更多的精力，去倾听、去感受“艾玛”每一个细微的“不适”。
“车长，”威廉的声音透过耳机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引擎负荷很大，冷却系统效率在下降。需要降低速度，或者找机会检修。”
我看了看地图，又看了看前方依旧望不到头的、尘土飞扬的行军队伍。停下？在敌国领土上，脱离大部队停下检修？这几乎等于自杀。
“再坚持一下，威廉。”我无奈地说，“等到下一个集结休整点。”
但休整点总是短暂而匆忙。我们只能利用这宝贵的时间，进行最紧急的维护。威廉和奥托，有时还需要我搭把手，拼命地紧固履带销钉，检查散热器，清理空气滤清器上厚厚的尘土。油污和汗水混合在一起，浸透了我们早已看不出原色的作训服。
补给问题也开始凸显。我们携带的弹药和燃油尚可支撑，但淡水和新鲜食物变得稀缺。后勤车队往往跟不上我们突击部队的速度。我们开始依赖缴获的波兰食品——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黑面包，味道古怪的腌肉。水壶里的水需要精打细算，嘴唇因为干渴和尘土而开裂。
一天下午，我们遭遇了一场短暂的、但异常激烈的抵抗。一支波兰部队利用一片树林和残破的村落，用反坦克步枪和为数不多的火炮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一枚炮弹在“艾玛”左前方不远处爆炸，震得我耳膜生疼，破片敲打在装甲上，发出雨点般的爆响。
“一点钟方向，树林边缘！反坦克炮！”奥托尖声报告，声音因恐惧而变形。
“威廉，规避！奥托，瞄准开火！”我嘶吼着。
威廉猛地一拉操纵杆，“艾玛”以一个剧烈的转向，险之又险地躲开了第二发炮弹的弹道。奥托几乎在同时开火，20毫米炮弹打在树林边缘，溅起一片泥土和碎木。
那场短暂的交火中，我看到了波兰士兵眼中的绝望与决绝，也看到了我们这边一辆三号坦克被击中起火，乘员浑身是火地爬出来，在地上翻滚哀嚎（他们最终没能活下来）。死亡的阴影如此真切，不再是演习裁判的旗语。
我们突破了阻击，继续前进。但车内的气氛更加凝重。奥托不再多话，只是默默地擦拭着炮膛，眼神里多了些东西，那是被血与火洗礼过的痕迹。威廉更加沉默，他全部的精力都用于维持“艾玛”这具已然开始疲惫的钢铁躯体的运转。
夜晚，我们往往只能在坦克旁边，裹着军大衣，在轮流警戒中勉强合眼。听着远处依旧零星的枪炮声，闻着空气中挥之不去的硝烟和烧焦物的味道，看着异国他乡陌生的星空，对家乡和平静生活的思念，从未如此强烈，也从未如此遥远。
这就是战争。不仅仅是激动人心的冲锋和辉煌的胜利，更是无休止的行军、机械的磨损、补给的匮乏、身心的极度疲惫，以及对死亡突如其来的造访那刻骨铭心的恐惧。我们驾驶着“艾玛”，这台以希望命名的战争机器，在波兰的土地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由履带、油污、弹坑和看不见的伤痕共同构成的印记。我们知道，这漫长的、磨损钢铁与神经的行军，才刚刚开始。而“艾玛”和我们，都必须在这残酷的磨砺中，努力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