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虎的悠闲时光并未持续多久，新的重任便已压上肩头。
历经两个多月的转战，任风遥通过实战观察，从雷万钧小队及农民军骨干中，甄选出近八十名忠诚与素质俱佳的苗子，又停了红瑛姑与黑牛手里的任务，把他俩召回。这些人，将被锻造为一柄真正的尖刀——“暗影特战大队”。
任风遥深知，在即将到来的更大风暴中，一支兼具超强单兵战力与现代化指挥能力的特战队（军官团），是快速扩充部队、提升整体战斗力的核心。他将二虎派往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负责这场代号“砺刃”的魔鬼训练。
装备库首次大规模开启：除了基础的现代化枪械，任风遥更拿出了令所有人眼花缭乱的宝贝——AN\/pRc-117G卫星通讯电台、AN\/pRc-152A战术对讲系统、m2010 ESR增强型狙击步枪、各式战术地雷与爆破索、Rq-11b“大乌鸦”手抛无人机、hayes m1030b1军用摩托车、m3 mAAwS多功能肩射武器系统等等——这些都是独立的“战术单元”，无需卫星依赖，专为野战环境设计。
众人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仙家法器”后，再次瞠目结舌自不必说。
训练远非熟悉装备那么简单。在二虎的督导下，特战大队的日常被高强度的体能、战术协同、夜间渗透、无人机侦察、精准狙击、战场救护和野外生存填满。任风遥与二虎研讨编写的训练大纲，核心只有一条：“在极限环境下，用最小的代价，完成最不可能的任务。” 他要的不仅是一支奇兵，更是未来新式军队的“教官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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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后方的沂水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运转。在顾炎武、崔师爷卓有成效的组织下，数万流民被有效动员，伐木建屋，开挖矿料，新建窑炉，以工代赈的安民及规模化生产模式已初见成效。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凭借已有的代水泥工业基础、大批熟练工人以及二虎留下的明确技术指引，匠作营取得了突破。匠头们根据“提高窑温”的核心指示，通过反复试验，选用本地优质的瓷土与耐火粘土，早已成功烧制出了能长时间承受更高温度的“坚窑砖”。
在完成了数轮“设计-建造-试验-改进”的循环后，工艺的质变终于水到渠成。顾炎武与崔师爷站在一座全新落成的竖窑前，窑口正散发着灼人的热浪。老匠头满脸烟尘，却兴奋地捧着一盘刚出窑的、还带着余温的熟料跑到他们面前。
“顾先生，崔先生！成了！您看这‘窑胆’！”匠头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
顾炎武拿起一块，其色泽青黑，结构致密，入手沉实。他用力一捏，纹丝不动。
“窑火如何？”崔师爷急忙问。
“按赵公子留下的‘看火辨温’之法，窑内已是白炽炫目，远超以往！全凭这新烧的‘坚窑砖’顶住了！若是旧窑，早已烧化塌陷了！”
顾炎武将熟料递给匠头，下令道：“速去研磨成粉，按既定比例掺入石膏。我要亲眼验证其强度。”
三日后，一方灰黑色的水泥试块被置于空地。一名健卒抡起大锤，奋力砸下！
“砰！”
一声沉闷的巨响，锤头被猛地弹起，试块竟完好无损，仅留下一个浅白印记。
现场一片寂静，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匠人们看着那方坚不可摧的“神石”，如同目睹神迹。
顾炎武抚摸着那个白点，脑海中浮现出任风遥曾向他描绘的图景：用钢筋铁骨加固的雄关，高耸入云的楼宇，跨越天堑的桥梁，乃至未来纵横海疆的巨舰……
他转向崔师爷，笑容满面，目光灼灼：“崔兄，依赵公子所言，我们这是亲手叩开了工业时代的大门。”
崔师爷早已结合成功的经验，将坚窑建造、原料配比、火候控制、生产流程等要点，编纂成了一套详尽的《水泥烧造法式》。他即刻派人快马加鞭，将这一喜讯与《法式》一同呈送给前线的任风遥。
看着手中细腻坚硬的水泥样品和条理清晰的《法式》，任风遥心潮澎湃。真正水泥的诞生，意味着耐高温的冶炼高炉、坚固的军工生产线、乃至未来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都成为了可能。
他意识到，是时候将最初的“青沂商社”构想，升级为一个更强大的实体——“山东联合工业总公司”了。
这个公司不再是传统的商帮，而是一个以现代股权和管理架构为核心的工业托拉斯。它将下设材料总局（统筹水泥、玻璃、耐火材料）、冶金总局（专司钢铁与有色金属）、器械总局（负责军械与农机制造）等。通过交叉持股和利润再投资，将所有核心产业捆绑成一辆滚滚向前的战车，不仅能满足军事需求，更能通过庞大的用工需求，彻底消化流民，实现“以工安民”。
至于崇祯皇帝那里，是否允许一个如此动摇国本的庞然大物存在，任风遥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任风遥下令，让沂水县依托《法式》，立刻开始水泥的规模化扩建生产。一个宏大的计划已在他心中萌生：修路。
以新式水泥为基石，铺设连接山东主要州府的“一级官道”，编织一张覆盖山东全域的交通网，将整个山东的主要州府县域，都用公路串联起来。这不仅是未来商品流通的经济血管，更是军队机动的生命线——不错，留给任风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准备成立汽车运输大队，用超越时代的速度，彻底激活山东的战争潜力，激活这个停滞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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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宏大蓝图都绕不开明末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土地问题。
在农耕时代，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社会结构的根基。“有恒产者有恒心”，反之，当大量人口与土地剥离，成为无所依凭的流民时，整个社会便失去了稳定之锚，动荡与叛乱随之滋生。因此，安置流民、恢复农业，不仅仅是解决吃饭问题，更是重新焊接社会底座、奠定一切事业基础的核心。
根据之前的商议计划，在顾炎武的强力推动下，沂水县的土地改革已艰难启动。
明末的土地困境在于：皇亲国戚、勋贵官僚通过“投献”、“奏讨”等手段，大肆兼并土地，形成不纳粮的“特权田产”，导致国家税基不断萎缩。而仍承担着沉重“辽饷”等三饷加派的自耕农，在横征暴敛下纷纷破产，最终土地抛荒，自身也加入流民队伍。这正是李自成、张献忠等队伍能够“旋起旋生，越剿越多”的根本原因——百万流民，并非天生愿反，实是旧有的活路已被彻底堵死，除了揭竿而起，别无生路。
这是一个在明末现有制度与困境下无解的恶性循环：土地兼并 → 自耕农破产 → 流民增加 → 税基缩小 → 加派税收 → 更多自耕农破产。
任风遥与顾炎武的方案，正是要打破这个循环。他们设计，一方面清理藩王勋贵通过非法手段侵夺的土地，另一方面则以“军屯”或“官田”的名义，将无主荒地和新垦土地纳入管辖，试行“集体农庄”模式。
所谓“集体化、规模化”，即改变过去一家一户的分散佃耕，将土地、农具、畜力集中起来，由农庄统一规划经营。
农民不再是个体佃户，而是成为领取“工分”报酬的 “农业工”，或是亦兵亦农的“屯垦兵”。这不仅能够集中力量兴修水利、规模化种植、推广新农具，极大提高生产效率，更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新的基层动员体系。
这不仅是恢复生产，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结构变革，旨在将人和土地，都从旧有的腐朽体系中解放出来，牢牢纳入任风遥所构建的、集生产、军事与治理于一体的新秩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