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台殿内的气氛比三日前的宫宴更显凝重。案几上堆叠着数十卷奏疏，皆是群臣针对“焚书”与“淳于越之议”的上书，嬴政端坐御座，指尖轻叩案角，目光扫过阶下群臣，先看向李斯：“李丞相，你先说说你的新主张。”
李斯身着紫色朝服，手持一卷奏疏，缓步出列。经过三日前的辩论，他虽仍坚持“统一思想”，却也调整了焚书细节，语气比宫宴时缓和了几分：“陛下，臣三思后以为，此前‘尽焚诸子书’之议确有不妥。今臣修正之：凡非秦史之六国史书，仍需选择性焚烧——只焚其中‘鼓吹分封、非议郡县’之篇章，保留山川、地理、物产记载；诸子百家之书，凡涉及‘以古非今、煽动叛乱’者（如《论语》中‘复礼’之论、《墨子》中‘非攻’之语若用于非议秦伐六国），皆烧；医书、农书、工书（含玻璃、炼钢、纺织之术）、秦律、秦史与博士官所藏典籍，全部保留。”
他抬头看向嬴政，补充道：“如此，既断‘以古非今’之思想根源，又不失实用之书，兼顾思想统一与民生所需，臣以为可行。”
嬴政未置可否，转而看向冯去疾：“右丞相，你怎么看？”
冯去疾躬身应答，神色带着几分审慎：“陛下，臣以为，即便只焚‘思想类书’，执行起来仍有三大难题。其一，何为‘煽动叛乱’之语，难有明确标准——官吏若借此敲诈百姓，指鹿为马，说百姓家中《诗经》是‘非议新政’，恐引发民怨；其二，百姓藏书已久，若强行收缴，必有抗拒，甚至引发骚乱，不利于南方移民安置与北方边防稳定；其三，六国旧地士子众多，若见书被焚，恐心生离意，甚至投奔匈奴、百越，反而为敌所用。”
冯劫紧接着出列，从律法角度补充：“陛下，秦律讲究‘法不溯及既往’与‘罪刑法定’。此前从未有‘藏诸子书者有罪’之律，今突然下令焚书，百姓无从遵守，恐陷‘不知而罪’之境，有违律法精神。且若因淳于越一人之过，牵连天下士子，罚不当罪，恐失民心。”
蒙毅则捧着一卷《尚书》残卷，走到殿中，语气恳切：“陛下，此乃博士官所藏《尚书》，其中记载着‘尧、舜治水’之法，与今日关中修水利、南方疏河道之术相通；若焚之，日后治水官吏便失了借鉴之据。诸子书中多有此类‘实用之思’，若仅凭‘思想倾向’便焚之，实为可惜。臣以为，不如设‘新学馆’，以秦律、算学、农耕之术为核心，辅以诸子书中的实用篇章，既引导思想，又保留精华，比焚书更稳妥。”
嬴政的目光最终落在扶苏身上，语气带着期许：“太子，你素有谋略，此事你有何主张？”
扶苏缓步出列，先对着嬴政躬身，再转向李斯，语气平和却带着分量：“李丞相修正焚书之议，保留百工之书，实为顾全大局，臣深表认同。但臣仍以为，即便如此，焚书仍非良策——其一，‘思想之书’与‘实用之书’本就难分，如《墨子》既有‘非攻’之论，亦有‘守城之术’，若只焚前者，官吏恐因怕担责，将整本书都烧了，最终仍失实用之法；其二，今大秦初定，南方移民刚上路，辽东煤矿刚开工，若此时推行焚书，官吏需抽调人力收缴书籍，必耽误移民安置与煤矿开发，影响民生进度。”
他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向淳于越个人：“此次风波，根源非‘儒家与法家之争’，实为淳于越个人‘以古非今、扰乱朝纲’。宫宴之上，陛下设宴庆春耕、贺新术，淳于越却借酒兴妄议国本，非议郡县制，甚至鼓动‘复分封’，引发朝堂争议；若因此牵连天下士子、焚毁典籍，实为因一人之过，罚及万民，恐让天下人误以为陛下‘忌百家、厌士子’，有损陛下仁名。”
为了让论证更有力，扶苏看向冯劫：“冯御史，按秦律，‘妄议国本、扰乱朝纲’当如何定罪？”
冯劫立刻答道：“按秦律‘惑众律’，妄议国本者，可处‘流刑’（流放边远之地），若未引发实际动乱，可免族诛，只罚本人。”
扶苏再转向蒙毅：“蒙上卿，南越（今岭南地区）刚归附，当地百姓多未识秦字、未明秦制，正需熟悉典籍、善教化者前往，可有合适人选？”
蒙毅心中一动，立刻会意：“回太子，淳于越虽有过，却精通典籍，善讲学，若派往南越，负责教化当地百姓识秦字、明秦律，既为其‘妄议之过’赎罪，又能为大秦安定南方出力，实为一举两得。”
嬴政听到此处，眼中闪过一丝赞许——扶苏这番话，既避开了学派之争，又将事件完全归因于淳于越个人过失，还给出了“流放教化”的实用惩罚方案，既维护了律法威严，又避免了焚书与牵连众人，甚合他意。
李斯站在阶下，心中也暗自盘算：扶苏的提议，既承认了他“统一思想”的初衷（指出淳于越扰乱朝纲），又避免了焚书可能引发的民怨，且保留了百工之书与实用典籍，与他修正后的主张“殊途同归”，只是手段更温和。若再坚持焚书，反而显得自己过于严苛，不如顺势同意。
“陛下，太子所言极是。”李斯上前一步，躬身道，“淳于越妄议国本，确为个人之过，与诸子百家、天下士子无关。焚书虽能断乱源，却不如‘罚其罪、用其长’更妥。臣赞同太子之议，免焚书之策，只罚淳于越一人。”
冯去疾、冯劫、蒙毅见状，纷纷躬身附和：“臣等赞同太子之议！”
嬴政终于舒展眉头，朗声道：“准！便依诸卿所议，免焚书之策，淳于越因‘以古非今、妄议国本’，处流刑，派往南越郡，负责教化当地百姓识秦字、明秦律、学农耕，非诏不得返回咸阳；其原任‘博士’之职，由叔孙通接任，负责修订《大秦新学》，推广隶书与算学。自今日起，凡敢借‘师古’之名非议新政者，皆以淳于越为戒，严惩不贷！”
朝议既定，扶苏心中长舒一口气——这场可能改变大秦文脉的“焚书危机”，终究是化解了。散朝后，冯去疾特意追上扶苏，低声道：“太子今日之举，既保了典籍，又安了民心，实为高明。此前臣还担心焚书引发动乱，如今这般处置，最为稳妥。”
冯劫也上前，语气带着敬佩：“太子将罪名归于淳于越个人，而非学派，既符合律法，又避免牵连，此乃‘举重若轻’之策，臣自愧不如。”
蒙毅则捧着一卷刚从博士馆取出的《墨子》，笑道：“多亏太子，这《墨子》中的守城术、工匠术才得以保全，日后改良器械、修建城池，定能派上大用场。”
扶苏笑着点头：“非我一人之功，多亏诸位大人同心协力。李丞相肯让步，冯大人言执行之难，冯御史引律法，蒙大人说典籍之重，缺一不可。焚书之祸，非学派之过，实为人心之躁，咱们守住典籍，更要守住‘以民为本’的初心，日后新学馆推广开，让百姓知秦制之利、识文字之益，自然无人再‘以古非今’。”
几人正说着，李斯也缓步走来，神色虽仍有几分严肃，却多了几分认同：“太子今日关于‘实用之书不可焚’的论述，老夫深以为然。日后推广新学，若需律法、秦史方面的支持，老夫定全力配合。”
扶苏连忙拱手：“多谢李丞相。新学馆既需教民生之术，也需明律法之要，有丞相支持，事半功倍。”
三日后，淳于越收拾行囊，准备前往南越。扶苏特意亲自到他府上送行，看着庭院中打包好的书籍与教具，轻声道：“淳于博士，南越虽远，却也是大秦的土地，当地百姓多未开化，正需你这样精通典籍的人去教化。你此去，不必想着‘复儒家’，只需教百姓识秦字、算收成、辨律法，让他们能看懂官府文书、能算自家田产，便是大功一件。”
淳于越神色复杂，既有对流放的不满，也有对扶苏保全他家人（未牵连妻儿，允许妻儿随行）的感激，低声道：“太子为何要对在下说这些？您明知在下此前多次非议您的新政。”
“非议新政，是你为儒家之争；教化百姓，是你为天下之责。”扶苏看着他，语气诚恳，“百家之争，无非是想让自家学说成为治国之术，可曾有人真正为‘天下百姓’着想？你去南越，若能让那里的孩子学会识字、让百姓学会种水稻，即便他们记不住‘儒家’，只记得‘大秦’，也是你的功绩。你若想让儒家的理念传下去，不必争朝堂之位，只需从下一代教起——只要天下多一个能识字、能明理的人，便是多一分安定，儒家若真有‘仁政’之心，这便是最好的践行。”
淳于越愣住了，他从未想过，扶苏竟会从“天下百姓”的角度劝他，而非学派之争。良久，他躬身行了一礼，语气中多了几分释然：“太子所言，在下明白了。此去南越，定不负太子所托，好好教化百姓，即便此生不能返回咸阳，也定让南越之地，多几分文气，少几分蒙昧。”
看着淳于越带着妻儿远去的身影，叔孙通走到扶苏身边，轻声问道：“太子，您为何要对他说‘从下一代教起’？您明知他心中仍有儒家执念。”
扶苏望着远方，语气平静：“百家之争，争到最后，若不能落到‘育人’上，便是空论。我让他安心教育，不是为了让儒家超过法家，而是为了让天下多些能识字、能算数、能懂民生的人——哪怕只是会写自己名字、会算田租的农夫，也是大秦的根基。他若真能在南越培养出这样的人，便是对大秦最大的贡献，至于他心中是为儒家还是为天下，又有何妨？”
叔孙通恍然大悟，眼中满是敬佩：“太子心怀天下，不拘学派之见，实为万民之福。臣接任博士后，定以‘育人实用’为要，修订《大秦新学》，让更多百姓能学以致用到。”
夕阳西下，将咸阳城的宫墙染成温暖的橘色。扶苏站在城楼上，望着淳于越远去的方向，心中清楚——这场“焚书危机”的化解，不仅保住了传世典籍，更守住了大秦“兼容并蓄”的根基。日后，新学馆会遍布郡县，玻璃、温度计会惠及民生，止戈卫会护卫西域使团，而淳于越在南越的教化，也终将成为大秦安定南方的一块基石。这天下，不是靠焚书能守住的，而是靠每一个为民生、为未来努力的人，共同撑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