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熹微，四合院的青砖地上还残留着夜露的湿痕。
经过一夜调息，体内灵力已恢复七成，虽然距离巅峰状态尚有距离，但应付日常已绰绰有余。
“忠义，吃饭了。”
娄晓娥的声音从堂屋传来，温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早餐是小米粥、馒头和自家腌的咸菜，简单却温馨。
王忠义吃得很快，但每一口都细嚼慢咽——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无论时间多紧，吃饭时都要保持从容。
“今天还去厂里？”
娄晓娥为他添了半碗粥，轻声问道。
“嗯，还有些工作要交接。”
王忠义接过碗，目光在妻子脸上停留片刻。
“晓娥，这几天我可能就要出发了。”
娄晓娥的手微微一颤，勺子碰到碗沿，发出清脆的响声。
她抬起头，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但很快恢复平静：
“去多久？”
“说不准，少则半月，多则……”
王忠义顿了顿。
“我会尽快回来。”
两人沉默地吃完早饭。
上午的轧钢厂一如往常忙碌。
机器的轰鸣声、工人的吆喝声、钢铁碰撞的铿锵声交织在一起，构成这个时代特有的工业交响。
王忠义在车间巡视一圈，检查了几个关键工序的生产情况，又在办公室处理了几份文件。
中午时分，厂区广播响起下班的铃声。
王忠义正准备去食堂，忽然听到窗外传来汽车引擎的轰鸣声。
他走到窗边，看见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驶入厂区，径直停在办公楼前。
车门打开，一名年轻军人跳下车。
他约莫二十三四岁，军装笔挺，肩章显示是中尉军衔。
年轻人步伐稳健地走进办公楼，很快出现在王忠义办公室门口。
“报告！”
年轻军人立正敬礼，动作标准得像是用尺子量过。
“请问是王忠义同志吗？”
“我是。”王忠义站起身。
年轻军人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中取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双手递上：
“王忠义同志，这是您需要的材料。”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带着军人特有的干脆利落。
王忠义接过文件袋，入手沉甸甸的。
文件袋用火漆密封，封口处盖着军部的钢印。
他点点头：“辛苦了。”
年轻军人再次敬礼，没有多余的话，转身离开。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干脆利落，仿佛从未出现过。
王忠义关上门，回到办公桌前。
他并没有立即拆开文件袋，而是先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深邃。
该来的，终于来了。
烟燃到一半，他才用裁纸刀小心地划开火漆。
文件袋里装着几样东西：一本崭新的通行证，封面是深蓝色的，印着国徽和“华夏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字样；一本军方证件，红色封皮，烫金字体；一把用油纸包裹的手枪，旁边是持枪证；还有一份盖着军部大印的临时抽调函。
王忠义先拿起军方证件翻开。
照片是他一年年前拍的，那时他还穿着工装，眼神锐利。
职务一栏写着：“军方特别行动处处长”，军衔是少校，这个到时没变。
他嘴角微微上扬。
这个职务显然是临时安排的，但权限不小。
特别行动处是军方的秘密部门，直接对最高层负责，拥有跨部门协调的权力。
有了这个身份，在香江行事会方便许多。
手枪是一把五四式，枪身保养得很好，泛着幽蓝的光泽。
弹匣里压满了子弹，旁边还有两个备用弹匣。
持枪证上的签发单位是“总参二部”，日期是昨天。
王忠义熟练地检查了枪械，退弹、上膛、击发空枪，动作一气呵成。
确认没有问题后，他将枪重新包好，虽然不一定能用得上。
最后，他拿起那份临时抽调函。
函件用词官方而简洁，大意是因特殊任务需要，临时抽调王忠义同志参与某项涉外工作，期间原单位保留其职务和待遇云云。
落款处除了军部大印，还有一个熟悉的签名——那是李老首长的笔迹。
王忠义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文件袋底部还有一张纸条，对折着。
王忠义展开，上面用钢笔写着一个香港的电话号码，以及四个字：“东风送暖”。
他盯着这四个字，眉头微皱。
“东风送暖”是军情系统的暗语之一，意思是“情况复杂，谨慎接触”。
看来香江那边的接应人身份特殊，需要小心对待。
王忠义将纸条记在心中，然后划燃火柴，看着纸条在烟灰缸里化为灰烬。
下午两点，他拿着抽调函来到厂长办公室。
杨厂长正在批阅文件，见王忠义进来，笑着招呼：
“忠义啊，坐。有什么事吗？”
王忠义将抽调函放在办公桌上：
“厂长，我要临时出差一段时间，来跟您汇报一下工作交接的事。”
杨厂长拿起函件，刚看了几行，笑容就僵在脸上。
他扶了扶眼镜，仔细看完，抬头时神色已经变得严肃：
“这……这么突然？要去多久？”
“具体时间说不准，任务需要。”
王忠义平静地说。
“厂里的工作我已经梳理过了，技术科的周叔可以暂时负责我那摊事，业务都熟悉。”
杨厂长点点头，又看了看函件上的红头和大印，欲言又止。
作为工业部赵部长的亲信，他多少知道王忠义的背景不简单，但没想到会牵扯到军方的高层。
“忠义啊。”
杨厂长斟酌着词句。
“既然是任务需要，厂里一定全力支持。工作上的事你放心，我会安排好。只是……外面形势复杂，你要多加小心。”
“谢谢杨叔关心。”
王忠义站起身。
“那我先去交接了。”
“等等。”
杨厂长叫住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和补贴，我先支给你。出门在外，用钱的地方多。”
王忠义接过信封，厚度明显不止一个月的工资。
他没有推辞，只是郑重地说：“谢谢杨叔。”
走出办公楼时，夕阳已经西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