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罗兰的春天来得虚伪。翠枝宫花园里的郁金香开得浓烈鲜艳，贵族沙龙里的水晶吊灯折射出璀璨光芒，但这一切都透着一层精心修饰的冰冷。黛娜·考尔菲德站在家族宅邸三楼卧室的落地窗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厚重天鹅绒窗帘的流苏。
窗外，一辆辆豪华马车驶过石板路，绅士淑女们赶赴午后的茶会或晚间的舞会，谈论着西线战事的“最新进展”——那些被精心粉饰过的、关于“我军英勇”和“战略调整”的官方说辞。黛娜能一字不差地背出那些话术，因为她的父亲老考尔菲德先生，就是这套话语体系的构建者之一。
“小姐，下午茶准备好了。”女管家在门外轻声通报。
黛娜没有回应。她的目光落在街角——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正在翻捡垃圾桶，一个穿着考究的绅士匆匆走过，用手帕掩住口鼻，仿佛贫穷是一种会通过空气传染的疾病。
这个画面像一根刺，扎在她心里已经很久了。
三个月前，她强行收留了佩尔。那女孩现在以“远房表亲”的身份住在宅邸三楼的仆人房，每天跟着家庭教师识字算数，脸上渐渐有了血色。但每次黛娜看到佩尔那双依然带着惶恐的眼睛，就会想起她哭着说“爹娘要把我卖到妓院”时的绝望。
为什么？ 这个问题日夜啃噬着她。
她想起维克多·艾伦曾经在图书馆对她说过的话:“考尔菲德小姐，您窗外的花园很美。但您知道吗，修建这座花园的园丁，他的女儿正因为付不起肺结核的药费而在家里等死。”
当时她觉得这话刻薄、偏激，甚至有些侮辱——难道她享受的生活是罪过吗？
但现在，佩尔的存在让那个抽象的问题变得具体。如果她没有收留佩尔，那个女孩现在会在哪里？在某个肮脏的地下室，被不同男人践踏，直到某天悄无声息地死去，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她父亲工厂的账本上多几个数字，为了让她的衣柜里多一件巴斯堡最新款的裙子。
“小姐？”管家又唤了一声。
“我不饿。”黛娜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告诉父亲，我有些头痛，晚饭在房间用。”
她转身离开窗边，走到书桌前。抽屉里锁着几本“违禁品”——苏维埃时期出版的小册子，维克多的几篇演讲手抄稿，还有一本边角磨损的《什么是阶级？》。这些是她冒着风险保存下来的，像一堆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也像黑暗中唯一的光源。
她翻开《什么是阶级？》，目光停留在用红笔划过的一段话:
“当你生下来就住在宫殿里，这不是你的选择；当你生下来就住在贫民窟，这也不是你的选择。但有人告诉你，这是命运，是上帝的安排，是你应得的。然后他们用法律、军队和监狱，确保这个‘安排’永远不会改变。”
黛娜的手指颤抖起来。她想起昨天晚餐时父亲的话。
老考尔菲德先生一边切着牛排，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议会通过了对军事供货商的新补贴法案。我们的‘北方工业’拿到了三年期的独家合同。”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满是精明与满足，“战争啊，虽然残酷，但也是机遇。黛娜，你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聪明人懂得如何把危机变成阶梯。”
母亲在一旁温柔地附和:“你父亲为了家族，总是看得最远。”
当时黛娜只是沉默地吃着盘子里的食物，觉得那些精心烹调的肉块像木头一样难以下咽。现在她明白了那种不适感的来源——那些补贴，那些合同，那些“阶梯”，是用西线成千上万士兵的尸体，用国内越来越沉重的税收，用佩尔这样的孩子被卖掉的未来，一层层垒起来的。
而她的家族，正心安理得地站在阶梯顶端。
“这不是命运。”黛娜低声对自己说，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这是选择。”
有人选择了剥削，有人选择了沉默，而我……我选择了什么？
她猛地拉开另一个抽屉，翻出一叠信纸。这是过去几个月她偷偷写下的东西——一些零碎的思考，对时局的观察，还有几次化名向《工人之声》地下小报投稿却被退回的稿件。那些稿件被编辑委婉地批评为“过于理想化”“缺乏斗争性”。
现在她明白了。她写的那些同情工人、呼吁改良的文字，就像试图用一朵鲜花装饰牢笼的栅栏——看似美好，实则毫无意义。只要牢笼还在，栅栏还是栅栏。
门外传来脚步声，是佩尔。
“小姐，”女孩怯生生地站在门口，“我……我今天学会了写‘自由’两个字。家庭教师说，这是个很重要的词。”
黛娜看着佩尔——这个曾经差点被卖掉的孩子，现在穿着干净的裙子，头发梳得整齐，手里拿着练习本，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自由”。
自由。 对佩尔来说，自由是什么？是不被卖进妓院。对西线的士兵来说，自由是什么？是不必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去送死。对葛培省的农民来说，自由是什么？是拥有自己的土地。
而对黛娜自己呢？她的自由是什么？是继续待在这个镀金的笼子里，假装看不见笼子外的苦难，然后某天嫁给某个门当户对的绅士，生下下一代笼中鸟？
“佩尔，”黛娜突然问，“如果有一天，你可以选择离开这里，去一个没有老爷、没有工厂主、每个人都能靠劳动吃饱饭的地方，你会去吗？”
佩尔愣住了，显然从未想过这样的问题。许久，她小声说:“可是小姐……那样的地方，真的存在吗？”
“我不知道。”黛娜诚实地说，“但有人在为之战斗。”
那天深夜，黛娜做了一件疯狂的事。
她换上一身深色便装，用围巾遮住大半张脸，悄悄从宅邸后门溜了出去。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独自在夜晚的帝都街头行走——不是坐在马车里，不是有仆人陪同，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踏入这座城市的黑暗面。
她走过中央区灯火通明的商业街，转入东区狭窄肮脏的巷道。这里的空气弥漫着煤烟、垃圾和绝望的气息。破旧的公寓楼里挤满了一家七八口人，孩子们赤脚在污水横流的地面上奔跑。一个醉醺醺的工人靠在墙边呕吐，嘴里咒骂着“该死的工头”“该死的战争”。
黛娜停在一处贴着告示的墙前。告示已经被撕得残缺不全，但还能辨认出一些字眼:
……工人兄弟们！不要被资本家欺骗！我们的劳动创造了财富，却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团结起来……
……加入地下工会……
……每周三晚，屠狗酒馆……
告示最后被粗暴地刷上了一层新漆，盖住了集会地点，但“屠狗酒馆”几个字还能隐约看见。
黛娜的心跳加速。她听说过这个地方——一个工人聚集的廉价酒馆，也是宪兵队重点监控的“不安定区域”。里昂的密探经常在那里出没。
她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一个巡逻的宪兵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她，她才匆匆离开。
回到宅邸时已是凌晨两点。她的鞋子沾满泥污，裙摆被巷子里的铁钉划破，但她的眼睛在黑暗里亮得惊人。
那一夜，黛娜没有睡。她坐在书桌前，重新摊开信纸，但这次她没有写那些温吞的改良建议。她开始写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关于她亲眼所见的东区，关于佩尔的故事，关于她父亲工厂里那些她从未关心过的工人，关于这场战争到底在为谁的利益服务。
她写得很慢，很艰难，因为每写一个字，都像是在剥离一层自己习以为常的皮肤。疼痛，但清醒。
黎明时分，她写完了。不是一封投稿信，而是一份宣言——对她过去二十多年生活的背叛，对她所属阶级的控诉，对她未来道路的宣誓。
她在最后一段写道:
“我曾以为同情就是美德，改良就是进步。现在我明白了，在牢笼里递一朵花，不是仁慈，是残忍。因为那会让囚犯产生错觉，以为牢笼可以变得美好。
不。牢笼必须被打破。
而我，选择站在打破牢笼的那一边——即使这意味着背叛我的姓氏，我的家族，我生来享有的一切特权。因为那些特权，每一分都沾着别人的血泪。
从今天起，我不再是考尔菲德家的小姐。我是一个看见了真相，并决定不再背过脸去的人。”
她放下笔，手指因用力而微微颤抖。窗外，帝都的天空泛起了灰白的光。新的一天开始了，但对黛娜来说，旧的她已经死在了这个夜晚。
她走到穿衣镜前，看着镜中的自己——苍白的脸，黑眼圈，但眼神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她轻轻摘下耳朵上的珍珠耳环，那是十六岁生日时父亲送的礼物。她把耳环放进梳妆盒最底层，像埋葬某个过去的自己。
然后，她从衣柜深处翻出一套最朴素、最不起眼的衣服换上。
第一步已经迈出。接下来，她需要找到真正的同志，需要学习，需要行动。屠狗酒馆的地址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
危险吗？当然。但如果继续待在镀金的笼子里假装幸福，那种生活比死亡更让她恐惧。
黛娜·考尔菲德的觉醒，不是突然的顿悟，而是漫长累积后的崩塌与重建。当她终于看清了牢笼的栅栏，并意识到自己一直站在栅栏的错误一侧时，转身就成了唯一可能的选择。
这条路上会有多少荆棘，她不知道。但她知道，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真正为自己做出了选择。
一个背叛阶级的选择。
一个走向光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