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二战战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欧洲战场上，盟军逐步掌握主动权；而在亚洲，日军仍凭借缅甸的战略支点，死死封锁着华夏与外界的联系。
就在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抛出了一项牵动三大盟国的战略计划——以印度为起点，联合美英华军队发起滇缅战役，解放缅甸、恢复滇缅路补给线；彻底打破日军的封锁。这一计划，却立刻引发了美英之间的激烈博弈。
罗斯福的考量清晰而长远：华夏作为亚洲反法西斯的核心力量，已独自抵抗日军多年，恢复滇缅路不仅能为华夏输送急需的武器弹药，更能激活其战场潜力；同时，缅甸是日军东南亚补给线的枢纽，拿下这里，就能切断日军在南洋的兵源和资源通道，为太平洋战场的反攻扫清障碍。
然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却对此强烈反对，他的核心顾虑只有一个——维护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
“缅甸是大英帝国的固有殖民地，解放行动必须由英军主导。”丘吉尔在华盛顿的三方会谈中态度强硬，“如果美军和华夏军队成为战场主力，战后英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将荡然无存。”在他看来，目前欧洲战场才是英国的核心利益，将资源投入亚洲，不仅会削弱西线防御，更会让美国借战争之机扩大在远东的势力范围。这种“殖民优先”的思维，与罗斯福的“全球反法西斯协作”理念产生了尖锐冲突。
会谈陷入僵局时，费尔多·莱昂内尔的介入成为了破局的关键。作为美国空军的核心将领，他不仅掌握着盟军在全球的空中资源调度权，更深刻理解滇缅战役的战略价值。在罗斯福的授意下，费尔多直接与丘吉尔通了电话，语气强硬却不失分寸：“首相先生，滇缅路的畅通，关系到华夏战场的存续。如果华夏因补给断绝而崩溃，日军将能抽调至少20个师团投入太平洋或印度洋，这会直接威胁到英军在印度的防线。”
费尔多进一步抛出“诱饵”：“只要英国同意三方联合发起滇缅战役，美国空军将立即增派两个p-51战斗机中队和一个b-24轰炸机中队，支援英军在欧洲的防空作战。同时，我们的预警机也将优先为英国本土提供空情预警。”这番话精准击中了丘吉尔的软肋——他既担心亚洲殖民利益受损，更害怕欧洲防线因资源不足而出现漏洞。费尔多的保证，让他看到了“两全其美”的可能。
最终，在费尔多的协调和利益交换下，美英华三方达成妥协：滇缅战役由美军提供空中支援和后勤保障，华夏军队担任地面主攻，英军则负责侧翼掩护和印度境内的后勤枢纽安全。
这一方案既满足了罗斯福支持华夏的战略需求，又保住了英国在亚洲的部分颜面，更让华夏获得了急需的外部支援。
费尔多在这场博弈中，始终扮演着“空军战略推动者”的角色。他没有过多介入外交细节，而是将重心放在如何让美国空军发挥最大价值上。
针对滇缅战场山高林密、气候复杂的特点，他特意从刚组建的“飞象特种部队”中抽调骨干，组建了“热带空突小队”，专门负责为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敌后目标引导和空降补给任务。
“滇缅战场的空中支援，不能照搬欧洲的模式。”费尔多在空军作战会议上强调，“战斗机要具备低空低速飞行能力，以便在山谷中搜索日军目标；轰炸机要加装精确瞄准装置，避免误伤友军；运输机则要练就‘丛林空降’的本领，把物资送到华夏军队手中。”他亲自调配装备，将部分p-47战斗机改装成“对地攻击机”，加装火箭弹发射架；为c-47运输机配备丛林导航设备，确保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精准投送。
此外，费尔多还主导建立了“美华空军联合指挥中心”，挑选经验丰富的美军飞行员，为华夏空军培训低空作战和空中侦察人才。他特意交代培训教官：“不要只教技术，要让他们学会与地面部队协同——滇缅战役的胜利，靠的是空地一体，不是各自为战。”
罗斯福对费尔多的部署极为认可：“你把空军变成了连接三方合作的纽带，这比任何外交辞令都管用。”而华夏方面，也对美国空军的支援充满期待——滇缅路被封锁后，华夏军队的装备补给极度匮乏，许多士兵还在使用老旧的步枪，美国空军的空中运输和火力支援，无疑是雪中送炭。
丘吉尔虽然表面上妥协，但仍在暗中给英军下达指令：“务必在战役中抢占关键据点，确保战后英国在缅甸的影响力。”这种微妙的心态，让滇缅战役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利益的权衡。费尔多对此心知肚明，他在给美军驻印空军司令的电报中写道：“我们的任务是赢得战争，不是调解英华的殖民矛盾。只要地面部队需要，空军就必须提供支援，无论请求来自哪一方。”
1943年11月底，滇缅战役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华夏远征军在印度完成整训，配备了美式装备；英军在缅甸西部集结完毕；美国空军的战机则从印度的基地起飞，开始对缅甸境内的日军机场和补给线进行轰炸。
费尔多站在华盛顿的作战地图前，目光落在“滇缅路”的标记上——他知道，这场融合了军事较量与政治博弈的战役，不仅将改变亚洲战场的格局，更将为美国空军在多盟国协同作战中的角色，写下新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