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多返回巴黎的空军指挥部时，夜幕已深，办公桌上摊开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资料却让他毫无睡意。从柏林轰炸指挥现场回来的他，早已习惯了战场的死亡与破坏，但苏联方面送来的录像带和照片，仍像一把重锤，反复敲击着他的内心。
画面里，集中营的废墟上散落着无数遗物：88磅重的眼镜堆成小山，那是数百名受害者的视觉寄托；成堆的假肢锈迹斑斑，无声诉说着肢体被摧残的痛苦；个锅碗瓢盆、双鞋子，曾是一个个家庭的生活印记；而7.7吨人类头发被随意堆放的场景，让费尔多猛地攥紧了拳头——每一根发丝背后，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对着空无一人的指挥室低语，纳粹的反人类暴行，超出了任何军事战略的理解范畴。
资料显示，苏军解放奥斯维辛时，仅存7000名幸存者，其中包括130名瘦弱的儿童。他们蜷缩在破布中，眼神空洞，肋骨清晰可见，与费尔多印象中欧洲孩童的模样判若两人。军事指挥的冷静在这一刻被彻底打破，人道主义的责任在他心中愈发沉重。“我不能只做指挥作战的将军，”费尔多站起身，走到地图前，“这些无辜者的苦难，需要有人站出来终结。”
他很快了解到，苏军虽控制了集中营局势，却因前线战事吃紧，医疗物资与食品严重匮乏，幸存者的生命仍在旦夕之间。“立即拟定紧急援助计划。”费尔多连夜召集参谋，“调派300架c-47运输机，从法国、比利时及北非的盟军仓库中，优先装运药品、抗生素、面包和保暖衣物；明天清晨必须起飞前往奥斯维辛。”
命令下达后，他并未停歇。仅凭军方储备，远不足以支撑数千名幸存者的救治与安置；毕竟很多特殊营养品，军方没有库存。
费尔多盯着桌上的犹太学者通讯录，一个念头逐渐清晰——他要动员美国本土的犹太社群力量。犹太裔企业家在美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更会因同胞的苦难而伸出援手。
次日清晨，费尔多亲自挑选了最具冲击力的影像资料与照片，通过盟军加密空运送往美国战争部，特别标注“转交犹太企业家协会”。他在附信中写道：“奥斯维辛的土壤里，埋着你们的同胞；那些堆积的遗物，曾属于你们的亲人。此刻他们亟需救助，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责任，更是为苦难画上句点的契机。”
影像资料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犹太企业家们看到同胞的惨状后，迅速行动起来：纽约的纺织大亨捐赠了数万件棉衣，芝加哥的医药企业连夜调配青霉素等稀缺药品，洛杉矶的食品商组织车队将新鲜食物运往东部机场。短短三天，首批由民间捐赠的物资便与军方物资汇合，搭乘费尔多调度的运输机飞往波兰。
与此同时，费尔多从盟军医护人员中抽调骨干，组建了20支移动医疗队，并从美国本土招募志愿者医生护士。“你们的战场不在天空，也不在前线，而在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身边。”出发前，费尔多亲自为医疗队送行，“你们的武器是手术刀与药品，你们的胜利，是让更多人活下来。”
援助行动的高效超出预期。运输机每天穿梭于欧洲与奥斯维辛之间，药品和食物源源不断地送达；医疗队在集中营周边搭建临时医院，为幸存者清洗伤口、治疗疾病。曾经奄奄一息的孩童，在护士的照料下逐渐露出笑容；虚弱的幸存者喝上热汤，眼中重新燃起生机。
这一行动不仅拯救了生命，也让费尔多的影响力大幅提升。美国犹太社群纷纷致电信誉，称他“是真正尊重生命的将军”；罗斯福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特别表扬：“费尔多的行动，让美国的胜利不仅有军事的荣光，更有人道的温度。”艾森豪威尔也对他赞不绝口，认为这种跨领域协调能力，是盟军指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费尔多对此保持着清醒。他深知自己身处军界与政界的交织之中，个人威望的提升能为后续工作带来更多便利——无论是战后空军的建设，还是对纳粹战犯的追责，都需要更广泛的支持。“人在其位，需谋其政，更需担其责。”他在日记中写道，“救助幸存者是初心，而积累力量，则是为了守护更多人的未来。”
当奥斯维辛传来“幸存者病情稳定”的消息时，费尔多正看着柏林的轰炸报告。军事胜利与人道主义救援，在他心中同等重要。他清楚，这场战争的终点，不仅是德军的投降，更是一个公正、人道世界的重建——而他正用自己的行动，为这一目标铺路。
其实费尔多还有其他目的，犹太人非常有钱；影响力不小，也算是能结下一个善缘。毕竟他的根基，还是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