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半，云湖区纪委监委信访接待室。
李梅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二十多位清水湾的拆迁户。他们大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手里提着各式各样的袋子、布包、文件袋。清晨的微光落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在深秋的寒气里，每个人的表情都异常凝重。
苏清越从大楼里快步走出来，身后跟着老陈和两名工作人员。
“各位叔叔阿姨，请进。”她推开接待室的门，“里面准备了热水，大家先暖和一下。”
老人们鱼贯而入，没有人说话，只有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和压抑的咳嗽声。接待室里摆好了长桌和椅子，工作人员迅速端上热水，但没有人去碰。
苏清越在长桌一端坐下，打开了执法记录仪：“各位乡亲，我是云湖区纪委监委的苏清越。今天请大家来，是想核实清水湾拆迁补偿的相关情况。大家可以把材料拿出来，我们一件件登记，一件件核实。”
话音刚落，老人们几乎是同时打开了手里的包裹。
各种材料堆满了长桌：发黄的房产证、皱巴巴的评估报告、签字页模糊的补偿协议、银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手写的计算稿……最震撼的是一本相册，里面是拆迁前老房子的照片——斑驳的墙壁，开裂的地面，但窗台上摆着花草，门口贴着褪色的春联。
一个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他叫王福贵，七十三岁，在清水湾住了五十年。
“苏同志，我先说。”他的声音沙哑但清晰，“我家房子八十五平，评估公司说每平五千七，总共四十八万四千五。可我打听过，同片区老孙家的房子，面积一样，结构一样，他家评了五千九，多了两万块。”
他拿出一张对比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我去问评估公司，他们说我家朝向不好。我说我家朝南，老孙家朝北，怎么我朝向不好？他们又说我家采光不行。我说我家三楼，老孙家二楼，怎么我采光不行？”
老人的手在颤抖：“最后他们说，这是专业判断，我不懂。我说我要看评估报告，他们说报告是公司机密，不能给我看。我就拿到这个——”
他举起一张纸，是评估报告的首页复印件，关键信息都被涂黑了，只留下房屋面积和总价。“就看到这个，啥也看不明白。”
苏清越接过那张纸，仔细查看。涂黑用的是黑色马克笔，完全遮盖了评估明细、评估师签名、评估公司盖章等信息。这明显是故意的。
“王大爷，这张原件还在吗？”
“在，在我家里。”王福贵说，“他们给我的就是复印件，原件说存档用。”
一个接一个，老人们开始讲述自己的遭遇。
李大娘，六十八岁，儿子残疾，靠低保生活。她家评估价被压低了一万二，理由是“房屋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可拆迁前，她家刚经过住建局的危房改造，验收报告上写着“结构安全达标”。
赵大爷，七十一岁，退休教师。他家评估时，评估师说他家装修太旧，要扣“折旧费”。可同样的装修标准，隔壁单元却没说折旧。“后来我才知道，隔壁那户的侄子在街道办工作。”
刘阿姨，六十五岁，丈夫早年工伤去世。她家最离谱——评估报告上写着“建筑面积六十八平”，可她家的房产证上明明写着七十五平。少了七平米，就是四万多块钱。“我去找他们理论，他们说测量有误差。我说七平米的误差？他们说可能是房产证写错了。”
听着这些讲述，苏清越的手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每一条线索，每一个细节，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评估过程存在系统性、人为性的压低价格行为。
更关键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一个细节——评估师在现场不做判断，只是拍照、测量，然后说“公司回去研究”。评估结果都是事后通知，不允许查看详细报告，不允许质疑，更不允许复核。
“我们不是要闹事。”李梅最后发言，她的眼睛还红肿着，“我们就是想要个明白。我们的房子值多少钱，应该有个公道价。少了多少钱，得有个说法。刘玉芬阿姨现在还躺在医院里，生死不明。我们不能让她白受这个罪。”
接待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苏清越。
她放下笔，缓缓站起：“各位叔叔阿姨，你们今天带来的材料，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了。我向你们保证三件事：第一，所有问题，我们会逐一核查；第二，核查结果，会依法依规处理；第三，处理过程，会及时向你们反馈。”
她顿了顿，声音更坚定了些：“但我也需要大家的配合。这些材料，我们需要暂时保管，作为证据。我们会出具扣押清单，每一份材料都会登记在案。等案件办结后，完好的材料会归还给大家。”
老人们互相看了看，陆续点头。
“我们信你。”王福贵代表大家说，“材料你拿去，只要能查清楚，怎么都行。”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工作人员开始逐一登记、编号、封装材料。苏清越亲自参与，对每一份关键证据都仔细查看、标注。当她翻到一本记账本时，手指停住了。
这是一个小学生用的算术本，里面记录着刘玉芬三年来的每一笔开销：买药花了多少钱，交水电费花了多少钱，甚至买一斤肉花了多少钱。最后几页，是她计算补偿款的草稿，反复核算了十几遍，每一次结果都是六十二万左右，与实际到账的五十四万相差八万。
在草稿的空白处，她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三个“为什么”，一个比一个用力，最后一笔划破了纸页。
苏清越轻轻合上本子，小心地装进证据袋。这个动作被李梅看在眼里，她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苏常委，”她低声说，“刘婶醒过来了。”
“什么时候？”
“半小时前，医院来的电话。医生说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肝肾损伤严重，需要长期治疗。”
苏清越松了口气：“医疗费不用担心，我们会协调解决。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她安心养病。”
“她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问：‘材料交了吗？’”李梅抹着眼泪，“我说交了，她笑了，说‘那就好’。”
苏清越感觉喉头有些发紧。一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醒来第一件事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维权的材料。这份信任太沉重，但也太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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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一点，所有材料登记完毕。
苏清越让工作人员送老人们回去休息，自己则抱着三大箱证据材料回到办公室。周维已经等在那里，面前摊开着一堆文件。
“情况怎么样？”他问。
“比想象的更严重。”苏清越把箱子放在桌上，“二十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问题。评估压价、面积缩水、克扣补偿……手段五花八门，但目的只有一个：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
她打开第一箱材料，抽出一份汇总表：“这是初步统计，二十户的差额总计二百三十七万，平均每户少了将近十二万。如果清水湾整个片区二百多户都有问题，总金额可能超过两千万。”
周维倒吸一口凉气：“两千万……这够判无期了。”
“而且这只是清水湾一个项目。”苏清越继续说，“赵大勇在云湖做了十几个项目，如果每个项目都这么干……”
她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明了。这不是个案，是系统性的、大规模的腐败。
“刘文斌的口供整理出来了吗？”她问。
“整理出来了。”周维递过来一份笔录，“基本印证了拆迁户的说法。评估压价是张建国要求的，每压低一百块，他拿五个点。赵立民负责压案子，每个案子十万到二十万。利益通过张建军的公司走账，做成各种名目的费用。”
苏清越快速浏览着笔录：“提到李明书记了吗？”
“提到了，但很模糊。”周维指着其中一段，“刘文斌说，张建国敢这么干，是因为‘有李书记撑腰’。但他拿不出具体证据，只是感觉。”
“感觉不能作为证据。”苏清越合上笔录，“我们需要确凿的东西：批示、会议记录、资金往来，或者至少是录音录像。”
“张建国那边呢？有进展吗？”
苏清越摇摇头：“还在僵持。他承认评估压价，但说是区里的要求，是为了减轻财政压力。至于收钱的事，他全部否认，说那些转账都是借款，账本记录都是伪造。”
“借条的事呢？笔迹鉴定结果他已经知道了。”
“他说借条是王秀英自己写的，他不知情。指纹是他无意中碰到的。”
周维苦笑：“还真是滴水不漏。”
“不是滴水不漏，是心存侥幸。”苏清越站起身，走到窗边，“他以为只要咬死不承认，我们就拿他没办法。他以为外面会有人捞他，尤其是李书记。”
窗外，区委大楼在阳光下巍然矗立。七楼那间办公室的主人，此刻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知不知道，一场风暴正在向他逼近？
“清越，”周维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市纪委主要领导要听汇报。今天下午三点，在常委会议室。”
苏清越转过身：“我也要参加？”
“对。你是专案组负责人，需要当面汇报案情进展和下一步打算。”周维的表情严肃，“而且，可能要讨论对李明书记的问题线索处置。”
该来的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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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五十分，东州市纪委监委常委会议室。
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已经坐满了人。主位是市纪委书记陆明，左右分别是两位副书记，再往下是各相关室主任。周维坐在末位，苏清越被安排在靠墙的汇报席。
“人都到齐了，开始吧。”陆明六十出头，头发花白，但眼神锐利，“先请云湖区的同志汇报一下案情。”
苏清越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投影仪。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关系图：赵大勇在中心，向外辐射出张建国、刘文斌、赵立民等人，再往外是李明书记的虚线框。
“各位领导，我汇报一下‘10·23’专案进展情况。”她的声音清晰沉稳，“经初步调查，现已查明以下事实——”
她用了二十分钟时间，条理清晰地汇报了案件全貌：从审计发现虚报拆迁户数，到赵大勇外逃；从张建国妻子收受巨额转账，到评估公司系统性压价；从拆迁户集体举报，到刘玉芬自杀未遂；从刘文斌的口供突破，到账本记录的惊人内幕。
每说一个事实，她都会展示相应的证据：银行流水、评估报告对比、口供笔录、账本照片……证据链条完整，逻辑严密。
当屏幕上出现刘玉芬的遗书照片时，会议室里响起轻微的叹息声。当展示二十多户拆迁户的损失统计表时，有人开始低声议论。
汇报结束后，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陆明摘下老花镜，缓缓开口：“涉及金额多少？”
“目前已核实二百三十七万，预计全案可能超过两千万。”苏清越回答。
“涉及人员？”
“直接涉案人员包括张建国、刘文斌、赵立民等八人。另有线索指向其他部门和街道办的干部，正在核实中。”
陆明点点头，看向在座的常委们：“大家有什么问题？”
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举手：“苏清越同志，你刚才提到线索指向李明书记。具体是什么线索？”
“主要有三点。”苏清越调出相应的页面，“第一，刘文斌口供中提到，张建国敢这么操作，是因为‘有李书记撑腰’；第二，账本记录有一笔给‘李明’的三十万‘领导关怀费’，虽然刘文斌辩称是另一个李明，但无法提供具体信息；第三，在专案组准备控制刘文斌前，有电话从区委书记办公室外间打出，通知了刘文斌。”
“电话内容能确认吗？”
“不能。电信部门只能提供通话记录，无法提供内容。但通话时间点很敏感——在专案组行动前半小时。”
会议室里响起议论声。这三点线索，每一点单独看都证据不足，但结合在一起，确实指向某种可能性。
“苏清越同志，”另一位副书记开口，“按程序，涉及区委主要领导的问题线索，需要慎重处理。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些线索可能是涉案人员为了减轻罪责，故意攀咬领导？”
“考虑过。”苏清越坦然回答，“所以我们才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真伪。如果确实有问题，必须严肃处理；如果是诬告，也要还领导清白。”
“进一步调查需要什么程序？”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李明书记的问题线索，需要报请省委批准后，才能启动初步核实。”苏清越看向陆明，“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请示的问题。”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陆明身上。
这位老纪委人沉默了片刻，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决定的分量——对一名区委书记启动调查，哪怕只是初步核实，都会在东州政坛引发地震。
“案子办到现在，证据确凿，事实清楚。”陆明终于开口，“张建国、刘文斌、赵立民这些人，必须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这是原则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他顿了顿，继续说：“至于涉及李明同志的问题线索……这样，周维同志，你负责整理一份专题报告，把现有线索、证据情况、风险评估写清楚。明天，我亲自去省纪委汇报。”
这个决定很稳妥——既不贸然行动，也不回避问题。按照程序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一步动作。
“另外，”陆明看向苏清越，“专案组要加强力量。从市纪委抽调精干人员充实进去，成立联合调查组。苏清越同志继续担任组长，周维同志任副组长，负责协调市、区两级工作。”
“明白。”苏清越和周维同时应道。
“还有一点，”陆明的语气严肃起来，“这个案子影响很大，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办案过程中，要注意方式方法，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特别是刘玉芬老人的事，要妥善处理，医疗费用该承担的要承担，后续补偿要到位。不能让老百姓流血又流泪。”
“是。”
散会后，周维和苏清越并肩走出会议室。
“紧张吗？”周维低声问。
“有点。”苏清越如实说，“但更多的是责任。陆书记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不能搞砸了。”
“放心，有我在。”周维拍了拍她的肩，“现在先回云湖，专案组要开个会，部署下一步工作。”
两人刚要进电梯，陆明的秘书匆匆追来：“苏清越同志，陆书记请你单独去一趟他办公室。”
苏清越和周维对视一眼，点点头，跟着秘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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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办公室里，陆明站在书架前，背对着门。
“陆书记。”苏清越轻轻关上门。
“坐。”陆明转过身，指了指沙发，“叫你来，是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苏清越坐下，腰背挺直。
“这个案子，你办得很好。”陆明也在对面坐下，“专业、细致、有韧性。在省纪委研究室那几年，没白待。”
“谢谢陆书记肯定。”
“但你要知道，接下来的路会更难走。”陆明看着她，“如果只是办张建国这个级别的干部，再难也有限。但如果真的要查李明……那就是另一个层面的斗争了。”
苏清越没有说话，安静地听着。
“李明在云湖干了八年，从区长到书记，根基很深。他在市里、省里都有人脉。更重要的是，他是实干型的干部，云湖这几年的发展，他有功劳。”陆明顿了顿，“这样的干部，如果真有问题，要查；但如果没问题，被冤枉了，对组织、对事业都是损失。”
“我明白。所以更需要查清楚。”
“对，查清楚。”陆明点头，“但怎么查，很有讲究。证据要更扎实，程序要更规范，每一步都要经得起检验。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案子，这关系到组织怎么看待干部，关系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公信力。”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省纪委关于重大案件请示报告的规定，你拿回去好好看看。涉及处级干部的问题线索，什么情况下可以启动初核，什么情况下需要暂缓，都有明确要求。”
苏清越接过文件：“陆书记，您认为李书记有问题吗？”
这个问题很大胆。
陆明看了她几秒，笑了：“作为纪委书记，我不能凭感觉判断干部有没有问题。我只能说，现有的线索值得关注，需要进一步核实。至于结果如何，让证据说话。”
“我明白了。”
“还有，”陆明站起身，走到窗边，“清越同志，你年轻，有冲劲，这是好事。但在纪委这条战线上，有时候也需要智慧和耐心。该冲的时候冲，该缓的时候缓，这个度要把握好。”
他转过身：“这个案子，你继续负责。但要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组织是你的后盾，程序是你的武器，正义是你的方向。只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谢谢陆书记。”苏清越也站起来，“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离开书记办公室时，天色已近黄昏。
夕阳的余晖洒在走廊里，拖出长长的影子。苏清越站在窗前，看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逐渐亮起。
刘玉芬还在医院里，张建国还在留置室，赵立民还在正常工作，李明书记还在主持区委会议……每个人的生活都在继续，但一张大网已经悄然撒开。
手机震动，是老陈发来的信息：“苏常委，张建国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他提出想见家人，我们按规定拒绝了。但他暗示，如果见到家人，可能会‘想起来一些事’。”
苏清越回复：“按程序办。如果他真想说，不需要见家人也能说。”
又一条信息跳出来，是周维：“专案组人员名单确定了，市纪委抽调了五名骨干，加上区里的原班人马，总共二十八人。今晚八点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她看了看时间，快步走向电梯。
铁证如山，但要把这些证据变成正义的判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这条路，她必须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