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震动的时候，我正盯着屏幕上的全球协作网络图。林晓的消息跳出来：“德国那边流程走完了，他们团队今天开始用我们的模板。”
我回了个“收到”，把会议邀请转发给海外联络组。
半小时后，视频会议接通。十几个分屏亮起，北美、欧洲、东南亚的负责人陆续上线。我坐在主位，红西装照常穿着，不是为了震慑谁，而是让自己保持清醒。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目的只有一个。”我打开共享文档，“把过去三个月国内试行的高效工作法，复制到所有分公司。”
话刚说完，德国代表就举手了。是个中年男人，姓施密特，项目经验丰富。
“苏总，我们理解效率的重要性。”他语气客气但直接，“但在德国，加班并不等于压榨。很多员工愿意多花时间讨论细节，这是对质量的负责。如果强行规定‘六点必须走人’，会不会影响协作氛围？”
会议室安静下来。
我知道这个问题迟早会来。文化不同，对工作的理解也不一样。不能拿国内那套硬套。
“你说得对。”我调出一份数据表，“但我们推行的不是‘不准加班’，是‘不鼓励无效消耗’。你看这份报告，北京团队上个月平均每人节省了七小时会议时间，客户满意度反而上升了两个点。”
我把表格放大。“省下来的时间去哪儿了？一部分用来做复盘，一部分开放给个人学习。我们还设置了‘静默改进期’，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全员禁言，专注执行。这段时间产出的任务量占全天百分之四十。”
施密特皱眉看数据，没再反驳。
林晓这时接入通话，声音从侧边扬声器传来：“刚刚收到反馈，柏林团队晨会已经改成限时十五分钟，议题提前一天公示。他们今天第一个会准时结束，比往常快了四十分钟。”
我点头。“这就是我们要的改变——不是一刀切地禁止什么，而是让每个人清楚：时间花在哪，价值就在哪。”
日本那边突然发来文字消息：“东京组有顾虑。很多人担心，如果不响应非工作时间的消息，会被认为不合群。”
我没急着回答。
而是翻出一段录音，播放了一句：“高效完成工作，为什么要无效耗时？”
声音响起的瞬间，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那是三年前，我在赵峰办公室里说的第一句话。当时录音是为了留证，现在听，反而像某种起点。
“我不是要求大家立刻站出来反对。”我看向所有分屏，“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有另一种选择存在。你可以不回复，也可以不解释。只要你能在规定时间内交付结果，就没有人能拿这点做文章。”
屏幕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施密特开口：“我们下周试行‘静默拒绝制’。非紧急事项，下班后不回复，也不标记已读。”
“我们也试。”新加坡代表跟着表态，“但需要总部提供标准话术模板，避免沟通误会。”
“可以。”我当场安排，“林晓负责整理，今天下班前发给你们。”
会议继续推进。
我们逐条过了一遍跨国适配方案。重点放在“协作时效制”上——所有跨部门任务必须明确截止时间、责任人和验收标准；任何延期都要提前二十四小时说明原因，并自动触发资源协调机制。
“以前总觉得国外团队自由度高，其实他们也怕模糊责任。”林晓在旁听端补充，“只要规则清晰，执行反而更快。”
我说：“没错。混乱从来不是高效的前提。”
说到这儿，技术部突然弹窗提醒：日本分公司上传了一份试点计划书，标题写着《夜间消息响应豁免机制实施细则》。
我点开看了两眼。
写得很细。连“如何判断消息是否紧急”都列了三条判定标准，还附了模拟场景案例。
“有意思。”我转向镜头，“看来不是文化接受不了改变，是没人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出口。”
林晓轻笑一声：“所以咱们这套东西，本质上不是制度，是台阶。让人能体面地告别内卷。”
会议进行到尾声，各区域陆续确认落地时间表。
北美两周内启动培训，东南亚配合季度考核调整KpI权重，德国则决定先拿一个项目做对照实验——旧模式组和新模式组同时运行，一个月后比对成果与团队状态。
“很好。”我合上笔记本，“记住一点：我们不强求所有人马上适应，但必须有人开始记录时间去向。只要开始算这笔账，改变就已经发生了。”
最后一块拼图是法国巴黎。
他们之前一直没发声，直到散会前五分钟才连线进来。负责人是个年轻女主管，叫克莱尔。
“苏总，我能问个问题吗？”她语速很快，“你们在中国推动这一切，有没有遇到高层阻挠？比如……来自更上级的压力？”
这个问题很关键。
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区域 autonomy 很大，总部不会轻易插手管理方式。但如果当地领导不配合，再好的制度也会卡住。
“有。”我没有回避，“我的直属上司曾经逼全组陪他演戏，晚上开会只为刷存在感。我也被孤立过，项目成果被抢，绩效被打低。”
会议室安静下来。
“但我做了三件事。”我竖起手指，“第一，每次不合理加班都要求补审批单；第二，所有工作交付留痕，邮件抄送hR备案；第三，把劳动法条款做成内部问答手册，公开分享。”
我顿了顿。“最狠的一次，我把十张未批准备案的加班申请贴在公告栏，发起全员投票。最后人力资源介入调查，那个人被调岗了。”
克莱尔睁大眼睛。
不止她，好几个海外主管都露出了意外的表情。
“所以别怕没人支持。”我说，“只要你按规则做事，留下证据，公司最终一定会站在效率这边。毕竟，老板要的是结果，不是表演。”
会议结束前，我最后强调了一句：“这不是一场对抗，而是一次校准。我们不是在推翻什么，是在回归常识——工作是为了创造价值，不是消耗生命。”
屏幕一个个熄灭。
只剩下林晓还在线，她的画面缩在右下角。
“你觉得他们真能改吗？”她问。
“已经在改了。”我指着主屏上的地图，“你看，德国节点亮了，日本上传了文件，法国主动提问。这些信号比口号重要。”
她点点头，忽然说：“刚才你说三年前那句话的时候，我差点没忍住。”
“哪句？”
“‘高效完成工作，为什么要无效耗时？’”她笑了笑，“那时候我还是实习生，躲在会议室后面听你跟赵峰对峙。那天之后，我就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
我没说话。
只是看着屏幕上还未关闭的录音窗口。
原来有些话，不只是为了当场反击。它们会留下来，变成别人心里的种子。
林晓那边传来敲键盘的声音。
“我把《高效守则》翻译版同步出去了。”她说，“加了各国劳动法对照页，特别标注了‘非工作时间通讯义务’这一条。”
“干得好。”我看了眼时间，“等他们跑完第一个周期，我们做个全球复盘会。”
她应了一声，正要退出，忽然又停住。
“苏总，巴黎那边刚回消息。”
“说什么？”
“克莱尔说，她们明天就开始试行‘下班不回消息挑战’。”林晓念着原文，“第一周目标：全员做到晚八点后零互动，不解释，不道歉。”
我扯了扯嘴角。
“告诉她们，不用挑战太久。”我说，“只要坚持三天，就会发现——世界根本不会塌。”
林晓打字回复的光标在闪。
我靠回椅背，目光落在协作图上那个刚刚点亮的欧洲区块。
红色的小点稳稳挂着，像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