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风波虽然暂时被强行压下，那个侥幸存活的小生命也在黑暗中悄然生长，但这件事带来的后续影响，却像无形的蛛网，层层缠绕着陈家，尤其是陈文华和吴钢铁的工作，开始变得举步维艰。
虽然贾仁义副主任拿着那个“死胎”交了差，算是完成了任务，没有再来桐花巷找麻烦，但陈文华和吴钢铁“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名声，却像一块洗不掉的污渍，悄然在各自的单位里传开了。
在学校里，陈文华明显感觉到了变化。他原本带的毕业班语文课被调整给了另一位老师，美其名曰“让他减轻负担，好好处理家事”。实际上，他被调去负责管理学校的图书室和兼管一些杂务，远离了教学一线。以前评优评先总有他的份，现在连提名都没有了。同事们看他的眼神有些复杂，有关心，有同情，但更多的是一种刻意的疏远和回避。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语重心长又带着警告：“文华啊，你是老教师了，要顾全大局，注意影响。有些错误，一旦犯了，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陈文华心上。他热爱教书育人，站在讲台上是他最大的价值所在。如今被边缘化，整天与沉默的图书为伍，让他感到无比的失落和憋屈。可一想到家里那个嗷嗷待哺的儿子和身体尚未恢复的妻子，他只能把所有的苦闷咽回肚子里，更加沉默地工作。
吴钢铁在二中的处境更为艰难。体育老师本就不像主科老师那样不可或缺，她性格又直爽，以前就得罪过一些注重形式的领导。这次出事，更是被抓住了把柄。她产假还没休完（对外宣称是流产休养），学校就已经安排别的老师接手了她的训练队。等她回去上班，发现自己的课表被排得零零碎碎，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副课，甚至有时还会被临时叫去帮后勤搬器材、划场地线。
那种明晃晃的排挤和冷落，让原本开朗泼辣的吴钢铁变得压抑而易怒。她有时会一个人跑到空荡荡的操场上，对着墙壁狠狠砸排球，直到手臂酸痛，才能发泄出一点点心中的郁愤。回到家，看着婆婆向红小心翼翼抱着那个不敢见光的孙子，看着丈夫日益憔悴沉默的脸，她更是心如刀绞。
夜里，孩子睡下后，夫妻俩常常相对无言。
“文华，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吴钢铁的声音带着疲惫和沙哑，“我在学校……都快成透明人了。他们就是变着法地想逼我自己走。”
陈文华叹了口气，握住妻子冰凉的手：“我知道……我这不也一样？图书室清闲是清闲，可……唉。”
沉默再次蔓延。现实的残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两份工作收入虽然不算高，但却是这个家稳定的支柱。尤其是还有一个不能公开的孩子，未来的花费只会更多。如果失去工作，这个家该怎么办？
“要不……”陈文华犹豫了很久，艰难地开口，“我……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停薪留职？或者……找点别的事做？”这个念头让他自己都感到恐慌。离开稳定的教师岗位，在八十年代中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吴钢铁猛地摇头：“不行！不能两个人都耗着！要走也是我走！我性子直，在学校也混不开了。你不一样，你好歹还能保住工作，以后……也许还有机会。”
“你能去做什么？”陈文华心疼地看着妻子，“你身体还没完全好利索。”
“我能干的多了！”吴钢铁眼里闪过一丝倔强和不甘，“我去摆摊卖早点！我去给人当保姆！总有活路！总不能……总不能看着孩子饿死！”
话虽这么说，但两人都知道，离开体制，意味着失去保障，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尤其是他们这种情况，几乎等于没有退路。
这场艰难的谈话没有结果，但“找出路”的种子已经埋下。他们开始更加留意外面的信息，听到谁谁下海做生意了，谁谁辞职干个体户了，心里都会波动一下。
生活的重压让这对曾经令人羡慕的教师夫妻，提前感受到了中年危机。他们守着那个不能见光的秘密，在现实的夹缝中艰难喘息，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家，苦苦思索着渺茫的前路。桐花巷的烟火依旧，却照不亮陈家屋里的愁云惨淡。未来的日子，仿佛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