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税局和海关总局的成立，让米柱十分欣慰，从此让大明摆脱单一税收来源的局面。
偌大一个帝国，单靠农业税，六千万人的世界第一强国，光靠土里刨食，指天赐饭吃，同时期的西班牙帝国、荷兰、葡萄牙等，凭借庞大的海外贸易，收入不在大明之下。
这庞大的收入，让他们可以组建庞大的舰队，庞大到欧洲容不下，远征非洲、美洲、亚洲为子民打下广阔的殖民地，殖民地则反哺祖国，让他们更加富有和强大。
大明地处富饶之地，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他们被小农思想害惨了，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其它的，都是荒蛮之地，他们攻下了乌斯藏、奴尔干、安南地区，都因为距中土太远，耗费粮响无数，因为要节省军响，从而战略收缩的放弃。
连荒蛮鞑子都知道安南乃藩屏之地，不服打到服，不朝贡称臣，打到朝贡称臣为止。
米柱作为这时代的舵手，有必要解决这一点，要解决这一点，就必须把大明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大明不再靠土地刨食，目光就会转向商税，就会转向海外。
当商税超过农业税，成为赋税的主力时，官员们就会看不起农业税，从而把商税视为主力。
米柱原来生活的时代，早己废除了农业税，国家反而对农业进行补贴，所以米柱看见大明，全靠农业税支撑，只觉得坑得要死，这也太挫太原始了。
如果他告诉这一群有识之士们，农业是不用收税的，反而要进行补贴，相信这是一个疯子看疯子的局面。
米柱抛出了他的计划，孙承宗当即表示，执行由米柱负责，他负责在朝中应援。
此时朝中还没有通过新税法呢？每一条税法的实行，必须由朝廷中官员提出，内阁通过，司礼监用印之后以圣旨宣布，然后晓谕天下，各承宣布政使司不反对，这才获得通过，成为新法。
米柱私下研究过大明灭亡的原因，大明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
国家财政困难，导致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钱支付军饷。
没有钱赈济灾民，饥民作乱;没有钱发军饷，饥兵作乱。
饥民与饥兵结合，导致大规模的国内叛乱。
政府军缺乏战斗力，导致国家既无法消除外族入侵，也无法肃清内部叛乱。
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
如此恶性循环，大明最终不可避免走向灭亡。
表面上的原因是如此，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发生财政困难?难道说，象大明这么一个当时世界上，经济数一数二的发达国家，赋税收入，居然还无法应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要知道，华夏历史上许多比明朝小得多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连年军事行动，尚且游刃有余。战国时期的诸国就不必说了，赵国、秦国，许多次战争都动用几十万大军，以后的三国、五代十国等等，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反观明末，不说名义上军队数量多少，真正实质意义上动用军队十万进行一次战争，已经是接近极限，超过十万一点还可以，如果接近二十万，则国家财政就已经无法维持。
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一个耕地面积十亿亩以上，人口接近六千万的国家，赋税收入，居然少到连招募二十万真正有战斗力的精兵都做不到，那这样的赋税收入，只能说已经少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这随之而来的又是如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在大明朝初期的时候，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以及发生饥荒的时候，赈济灾民没有任何问题，而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呢?
难道是因为明初的经济比明末更发达，明朝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经济处于不断衰退中?这显然背离了事实。
米柱手上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大明的经济，越到后期，就越繁荣发达。
万历时期，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达，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明初与之相比，望尘莫及。即便在连续发生了自然灾害的万历后期，尽管相对于万历初期，经济有所衰退，但在总体上，远远高于明初，则是不成问题的。经济是更繁荣了，生产力是更发达了，而国家的财政，却是更加困难了，这是什么道理?
大明初期到末期的赋税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那么，明朝末期的财政困难，自然是因为国家的赋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了。收入基本不变，开支却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这样当然就造成了困难，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还有一点，如果说赋税收入，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那么至少每个人感觉到的税收压力，应该远远低于明初吧?可为什么反而明朝末期，到处都是一片对赋税过高的抱怨，到处都是叫苦连天的声音呢?
如果说，是后来增加的军饷，或者额外的加派过多，这也不通。要知道，明成祖时期，修建紫禁城、营建武当山建筑群、郑和七下西洋、五十万大军五次北伐蒙古、几十万大军屡次南征越南，这几个事件，随便单独拿出一项来，所造成的财政开支，就远远高于崇祯时期所有的赋税收入、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以及地方上额外的加派的总和。
但为什么明成祖时期，百姓对负担虽有一定抱怨，总体上却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社会保持安定，而到了明末，增加赋税，造成的反对声音，会这么巨大?
大明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大明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在不断减少，农业税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明代晚期，人们对任何一次增税的行为，都叫苦连天，以致于当政府试图增加赋税时，阻力重重。
纵观明初至正统年间，明朝税收大致在1500至2200万两，土木堡之变，中央政府军战力严重不足，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心无力，地方官员武将开始圈占土地，军户逃亡严重，军事中心由中央变为边防军，正德年间税收只有600至800万两，到嘉靖年间北方和南方同时遭到攻击，税收更低，全年税收不会超过400万，并且边防军开始出现拖响，军力严重下降，无法抵御蒙古军队。
隆庆年间，俺答封贡，北方安定，税收有所增加，万历张居正改革，国库年余400万，以后两朝稳定发展，崇祯时期内忧外患，财政出现赤字，加派三响，税收在800至1000万，但是全国的土地多半在官绅手中，很少一部分农民承担了全国的税收，使得这些农民相继破产，加入流贼，加速明王朝的灭亡。
米柱调查了大量的文案和数据，调出了大明历年历代收入的明细，画出了一张曲线图，这一张曲线图令人一目了然。
就是朱由校也看得明白，他不禁疑问：“为何二百年前，大明岁入可达上千万之巨，而现在，反而越来越少？成祖之年，动辄打仗，大搞建设，还有剩余，而今之世，国家居然无法调动二十万以上的军队？”面对这严峻的问题，连他这头脑简单的人都明白了然，更不用说朝中诸公。
赵南星道：“国朝之初，宗室人口不过几百人，而今之世，人口多达数十年，俸禄极高，又免税，国家收入自然极少。”
宗室开支确是大财政一大难题，但绝对不是主要的。
孙承宗道：“赵相公！本官就不问你，现今宗室有多少人？每年开支有多少，拥免税田亩多少？如果赵相公想知道，随时可以来户部查，数字是不会骗人的。”
赵南星脸上一红，他说道：“新税法与宗祖家法有极多冲突之处。”这年头，一句祖宗家法可以挡住许多问题，与祖宗家法有违，就是不行。
孙承宗道：“有冲突？没有呀！新税法中，没有一条是新增加的，相反是尊从祖宗家法之训，重拾祖宗荣耀，太祖为何规定进士、举人、秀才的免税田亩？因为即使有功名在身，也对国家是负有责任的，但是到了后来，变成了全免，这才是有人为了一己私利，公然违抗扭曲祖法，以致国家财政收入日蹙，入不敷用，国势一日不如一日，重新丈量田亩，清点田册，征收商税，在所必行。”
韩爌嘿然道：“孙大人身为翰林学士出身，却一味导君逐财，与民争利，这是为人臣所为？”
孙承宗道：“本官身为计相，所做者，是用尽一切之手段，为大明开源节流，本官不像韩大人，解决财政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请开内帑。”
韩爌怒道：“你！作为一翰林学士，汝只知一味媚上，是何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