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柱在告退下之后，米礼义道：“皇上可是有所不满了？”
米柱道：“怎么了可能？皇上也就一问，他懂什么诗，只是附庸风雅罢了。”他看正在即兴作诗的礼部尚书周如磐道：“填词作诗是词臣们的活，咱们可不能都把人家的活给抢了。”
米礼义一笑，他们父子幸进出身，一向为朝中大臣所看不起，偏偏成就不世伟业的，却是他们父子。
《大明日报》正在全力鼓吹“文政苛如虎”之说，大明重文轻武二百年，换来国家极度积弱，让敌人按在地上打。
现在皇帝文武并重，立即扬眉吐气，打败了敌人。
太祖和成祖足够英明神武了吧？他们那时可以文武并重，所以所以无敌，威加海内，现在文武并重，又恢复了祖先的荣光了。
这些人不是凡事爱谈祖宗家法吗？在太祖皇帝那时，可是没有什么重文轻武，朝廷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
这叫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所以即使是军方的米礼义，也知道朝中在酝酿一场巨大的风暴，随时暴发冲突。
今晚的国宴都几乎可以体现出这一点了，文武两道，泾渭分明，正是大不和谐的样子。
这一百多年来，文臣轻视武将，达到了极点，可以说视武将如同奴仆一般了，有道是总兵帐下无县令，县令帐下有总兵，一品总兵给六品兵备道下跪，真不是什么稀奇事，现在是武将想翻身，骑在文官身上，他们会为此捧场，这是不可能的，完全想多了。
文臣轻视武将，轻视到了骨子里，一群只匹与匪盗同级的人，居然想入主朝廷，想错了他们的心，这是不可能的，今晚上表具贺者，大有人在，不过却是廖廖数笔，都是称赞皇上圣明的，对于取得大捷边军将士，只字不提。
而那个醉酒题诗的周如磐老夫子，完全是喝多了，高兴过头，不知所谓罢了。
这一点米礼义完全看在眼里，他是有些不高兴，共同为皇帝为国家效力，又何必分什么文武官员，大唐帝国何等强大，也没有文武之分？
赵宋重文轻武，立国之后一直挨打，何曾有抬起头过？靖康之耻，更是千古奇耻大辱，连岳飞都要怒发冲冠了。
倒是米柱知道父亲心意，他低声道：“咱又不是银子，怎能期望人人都喜欢你？”
米礼义道：“平时诗词不少？关键时刻却是掉链子，瞧人家周大人，一首接一首。”
米柱道：“华丽词藻堆砌，空有其表，言之无物。”
“这么狂！可是有诗？”米礼义大喜，这个儿子从来没有令他失望过！
米柱将酒一饮而尽，大声道：“笔来！”
王体乾大喜，满脸堆欢，说道：“可是有诗？让老奴为小米大人抄录吧！”
王体乾这内阁一把手，在内书房读过书，精通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尤喜读诗，最是欣赏米柱这人。
米柱大声念道：“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疆场岁月摧。王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王体乾赞不绝口，说道：“好霸气！小米大人去边关走了一趟，这霸气，这情怀。”他连忙屁颠屁颠将诗交给皇帝，眉目含笑的讨好道：“皇上！你瞧！”
朱由校一拍大腿道：“好！”
米柱一不作二不休，又高声吟道：“扬鞭慷慨莅塞北，不为仇雠不为恩。只恨苍天昏瞶瞶，欲凭赤手拯元元。三军揽辔悲赢马，万众梯山似病猿。我志未成人已苦，高原到处有啼痕。”
米柱诗作不多，但都是经典，传颂率却是极高，当世无人能出其左右，那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不负如来不负卿”，乃这个时代的经典，令无数深闺少女为之迷醉，只恨一朵鲜花插在杨如花这牛粪上，目不识丁，不识欣赏，暴殄天物也！所以他一作诗，大伙儿都静了下来，倾听佳作。
二首既出，王体乾赞叹不己。
米柱又道：“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
米礼义道：“好！”他读书不多，听不懂高深的，但米柱今夜所作，全部听懂了，这儿子还足靠得住，关键时刻，从不令人失望。
连周如磐老夫子都道：“霸气豪迈，某作倒成靡靡之音矣！来！老夫敬你一杯！”
米柱忙道：“谢大人赐！”对于不与他们敌对的，米柱是保持着敬意，当然，对于敌对的，绝不留情，他本无意卖弄，但是酒至半酣，这些文官们便自顾自吟诗作对，瞧不起人的意味十足，认几个字，会吟诗作对有什么本事？这平定天下才是大本事。
今夜国宴，这是分为两大阵营，几个小圈子，等吃了一半，大伙儿便在自个圈子聚在一起，饮酒聊天了，皇帝则是暂时启驾坤宁宫，看望皇后她们去了。
这一次夜宴，是举国盛事，通宵达旦，有大型歌舞表演，也有大型的编钟乐，还有烟花表演，他们不时在殿外燃放烟花，烟火冷光点亮夜空，让紫禁城这至高无上的地方笼罩在节日的气氛之中。
不过三大殿乃木质建构，吸取嘉靖万历时火灾的教训，他们燃放烟花时离得远远的，确保不会乐极生悲，发生火灾。
在皇宫发生火灾，这可不是小事，他并不是简单的火灾，会被别人用心的人加以利用，认为是皇帝不修德，触怒于天了。
米柱注意到刘一燝一直心不在焉的，都是在勉强的应付着，没有喝酒，没有作诗，对别人的说辞是身子不舒服，以致心绪不佳。
米柱则是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刘大人此刻应该是处于巨大的矛盾和不安之中。
早在唐代，不论文官、武官，抑或宦官、女官，在其父母去世后，理论上都需要辞官，并服丧守孝（而是否会被夺情起复，则又是另一码事儿了）。这种对孝的普遍地重视，首先就体现在闻丧举哀上。
在得知自己父母去世的消息后，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即便是在战时、战地），官员都必须立即“闻丧举哀”，公开相关消息，并向朝廷上报，申请解官守孝。如若不然，那就是匿丧。匿丧是属于十恶之一的重罪，会被处以所谓不孝流的流放刑罚。
不孝流属唐代法律上的五流（五种重流刑）之一，不能减刑、赎刑，遭逢大赦一般也不得赦免。
例如唐代宗永泰元年时，殿中侍御史李钧、京兆府法曹参军李锷兄弟二人在母亲去世后，不为其举哀。被发现后，两人便都被处以了不孝流。
但是另一方面，中、晚唐时，各地藩镇的节度使死后，子嗣、家属为了自行推举后继者而匿丧数日的例子，却也并不鲜见。这种情况，朝廷则往往无可奈何，只能不了了之。
自古以来死者为重更别说是有养育之恩的父母了，在古代丁忧制度对于文官来说，非常宽松，但对于武将特别是正在打仗的武来说，接到父母的丧报，并不是你想回就可以回去的，在明朝太祖朱元璋就规定，不管任何情况，武将都不需要丁忧，像之前的唐朝，宋朝也都差不多。
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规定。就明代来说，文官若父母去世，或是父亲已死而祖父母去世，可以请假回家奔丧，并在家里服三年之丧（实为二十七个月），称为持服。丧服期满后等待朝廷起用。倘若隐匿家中丧事，还要受罚。而如果皇帝认为该官员的职务特别重要，事关军机要事，则可以将其夺情起复，提前结束其服丧期，回来供职。甚至可以不让他服丧，就如张居正一样。
当然，夺情一事往往会受到朝廷与士林中舆论的非议。因为古代王朝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而父母死后在服制、饮食等方面抑制自己，表示对父母的哀悼，是儒家以礼的形式来表达孝思的重要方式。倘若一国的高官不为父母守丧，那就说明他是一个道德败坏之徒，没有作为领导人的资格。
而凡是武官，都没有丁忧制度一说，即使是父母死了，不但不能（也不用）回家守丧，甚至在任上也不用服丧，照常任职即可。这样一来，文官和武官，在伦理道德上被分隔开来，好像成了两种人似的。到了一百多年来，反而成为文官歧视武官的一种借口。
对此，当时也有人建言，要求对武官也实施丁忧制度。例如万历四十二年四月，刑科给事中姜性就建议让武臣也可守丧。姜性称“况今承平日久，当此礼教大明之日，岂宜使武弁独甘于匪类乎？”
不守丧者即为匪类，说明了守丧一事在当时的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地位。至于镇守边关及身处战事中的将领，由督抚、巡按奏请留下任职，待事后再回家守制，不过，万历皇帝并没有理会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