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招揽诸葛亮失败，其实内心深处并不懊恼。
诸葛亮的执政理念已经在虚君实相方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权臣更进一步就是篡位自立，退一步则会身死族灭。
诸葛亮做到了权而不篡，算是千古贤臣。只是他并没有解决权臣的定位问题。如何化解君臣之间的猜忌与对立？
诸葛亮的办法是绝对掌控，从而政出一门。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却又不趁机篡位。这简直就是道德凯模。
只是诸葛亮的自制力很强，可以抵挡九五至尊大位的诱惑。然而其他人呢？
纯粹依靠道德底线来约束权相也过于儿戏了。诸葛亮做到了虚君实相的第一步，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完善该制度。
这就是后来权臣一旦架空皇帝之后，不得不赶鸭子上架的篡权夺位。没有制度做靠山，君臣都无法安心。
每当有君臣面对这等绝境的时候，就会格外的思慕刘禅和诸葛亮之间的亲密关系。
扶不起的阿斗，居然在诸葛亮的虚君实相中四平八稳的坚持了近四十年。这期间还得面对魏军和兴汉军的强大压力。
对于蜀汉君臣来说，诸葛亮留下的政治硕果，让成都百姓受益无穷。
蜀汉的政治大略，是诸葛亮的大手笔。更是华夏权力巅峰最伟大的一次尝试。这就是蜀相的魅力所在。
倘若诸葛亮弃蜀来投，他辛苦建立起来的虚君实相政治根基将会毁于一旦。这对于华夏民族来说会得不偿失。
刘正通过百科全书，既可以发现诸葛亮的执政理念的先进之处，也可以找出其中的不足加以改良。
梅园的五相制度，其实就是根据诸葛亮的执政理念的升华。同时将执法权和审判权进行分割并独立于政务系统之外。
这样一来，就可以让五相之间互相牵制，从而避免一相独大的局面。
只是刘正毕竟是学习诸葛亮的执政理念，其中有很多关键的地方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山寨的东西，就算是在技术层面上完成了突破，也难以掌握其中的核心技术。
刘正以诸葛亮的执政理念为蓝本，由一相制度提升为五相制度。从制度层面上解决了相权威胁君权的根本问题。
梅园的五相制度是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改良。乍一看起来似乎很先进，其实不然。诸葛亮的一相制度确立之后，即便是他已经完全离开了，蜀汉依旧运转良好。
这其中就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刘正对诸葛亮的执政理念一知半解，学起来就搞成了四不像。
当刘正向诸葛亮请教执政理念的时候，他从立法，经济，制度保障等多个方面加以阐述：
诸葛亮开宗明义的说道：“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
为此，诸葛亮不仅带头廉政，树起一面旗帜，同时还把廉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法律建设来抓。他的执政方略对蜀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诸葛亮时期的廉政建设，首先表现在对蜀汉宫城规模和皇帝陵寝规模的严格控制上。这主要的用意是约束皇族，避免皇家的铺张浪费挤占太多的资源。
其实这不是关键，这种举动的真正用意在于限制君权。只要皇族接受了这种限制，那就是相权的初步胜利。
在诸葛亮执政时期，年轻的皇帝刘禅，并没有坐以待毙。经常搞出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来试探。
刘禅以天家子嗣不旺为由，钦采择秀女以充后宫。当时负责宫中事务的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
这是蜀汉相权与君权的第一次较量。
刘禅作为一国之君，皇妃的数量是一个复杂问题。不仅涉及到皇宫规模建制等诸多问题，还关系到了蜀汉的政治格局。更有可能导致外戚干政，这就不是董允所能决定的了。
当时，蜀帝刘备由于夷陵战败的重大打击，决定潜心闭关修炼。蜀汉大统由嗣子刘禅继承。
刘禅幼弱，诸葛亮作为首辅重臣，事无巨细，皆由他一人专之。政事无巨细，都出自于丞相府。
诸葛亮在蜀汉上层创造了一个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蜀国的大、小官员皆以他为榜样，为官节俭，力戒奢华，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
持身正，方能约束君！这是诸葛亮的肺腑之言。他可以理直气壮的指责蜀汉新主刘禅的错失，就在于拥有了说话的底气。
诸葛亮立法公开、执法公平，有异于同时代封建的法律思潮。蜀帝刘备由汉中破剑阁。在益州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新国当有新气象，春雷一声响，万物定复苏！
然而益州几十年来一直为刘焉父子所统治。所以法令废弛，地方派系坐大自强。鼎鼎大名的西川派和东川派，就是益州派系中的两大领头羊。
刘备统治集团的强力介入，不仅破坏了相当一部分人制霸西川的企图，还让东川派也遭遇了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作为客籍政权，将要面对着来自益州旧势力的阻挠。
形势比人强，蜀帝刘备猛龙过江。使得西川派发生了变化，吴班兄弟献妹结亲，从而摘除了派系烙印。
益州吴家的叛离阵营，迫使西川派与东川派放弃了私人恩怨合而为一，从而变成了左右蜀汉政局的新兴政治势力——益州派。
面对这种情况，诸葛亮认为苛法峻刑才能厘清上下。然而刘璋治蜀以宽，而蜀汉正是建立在律令长期废弛的基础之上。
这就导致官民之间秩序混乱，君臣之间理政无道，不仅紊乱了“纲纪”，还造成了私刑泛滥的恶果。
诸葛亮说道：“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将生！”
这其中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则是指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
诸葛亮认为只有治蜀以法，才能改变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荒唐局面。也只有威之以法，才能改变蜀土人士的专权自态。
君臣之道，须得遵纲守纪。这就与儒家“崇礼”治世的观点截然不同。
诸葛亮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的根源在乎“法”。法制立则国家兴盛繁荣，法制废则鼠辈横行无忌。
因此，诸葛亮一再告诫、反复强调法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重要性——夫以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这就是法制使然。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进一步从反面，认真的强调了不以法治国的严重后果。
诸葛亮抑扬顿挫的诵道：“若乃上无刑罚，下无礼义！陛下虽拥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莱纷之类也。夫以匹夫之刑令加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攘直之类也。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方是为政之道。”
诸葛亮为了强调立制的关键前提在于立法，直接引用了他当年的劝谏表中的这段话。将国也如同将兵，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
刘正总算是懂了——法不可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