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交趾事态紧急，故而李云天只在太平城待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就启程前往宣化城，为了安全起见太平卫指挥使派遣五百名士兵沿途护送。
当天上午，几名骁武军的武官前去找贾云川，商讨买粮的事宜。
就像贾云川先前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宣化府的难民还是平叛交趾的大军都需要粮食，而从内陆调运粮食需要不少时间，劳时费力，因此九州商会在太平府囤积的粮食无疑成为了骁武军的首选。
那几名武官原本以为贾云川会趁机狮子大开口，狠狠地敲骁武军一笔竹杠，可出乎他们的意料，贾云川竟然以比平常市价还要低的成本价将粮食卖给了骁武军。
对于这种反常的情形，那几名武官一时间面面相觑，感到匪夷所思，直到与贾云川签订了买卖文书后才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
不过，几名武官并没有感到庆幸和欢喜，而是带人严格清查了粮仓里的粮食，当发现所有的粮食都完好无损后，这才松了一口气，以骁武军的名义宴请了贾云川，并将此事向上级汇报。
单单这一项，骁武军就省下了近三十万两银子。
值得一提的是，十万大军一年需要粮食的花销要大于二十万百姓口粮的花销：一是军队的军粮质量要高于百姓的口粮，二是军队的士兵都是男子，而百姓一家有老幼妇孺，饭量不及士兵。
因此，十万大军一年军粮的市价近五十万两银子，而二十万百姓一年口粮的市价不过二十多万两。
由于太平府地处偏远，贾云川将这批粮食运到来的成本价大概就是二十多万两银子，如果按照现在太平府的粮价至少也能卖到五十万两。
如此一来，骁武军等于节省了三十万两银子，对于交趾的平叛大业来说九州商会此举无疑是雪中送炭。
两天后，李云天一行抵达了太平府和宣化府的交界处的一个山口，意外地发现山口处的通道上黑压压挤满了人，声音嘈杂，混乱不堪。
原来，山口处设了一道关卡，一大群穿着当地少数民族服饰的土兵拎着刀枪守在关卡东面太平府地界的一方。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那些土兵身旁的一棵大树上晃晃悠悠地吊着十几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男人，由于双目紧闭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大树底下是一群被绳子捆住、****着上半身的老幼妇孺，在冷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几个小孩在那里吓得哇哇直哭。
关卡西面的大路上聚满了身穿各色服饰的百姓，看样子是从交趾逃出准备到太平府躲避战乱的难民，一个个拖儿带女，或许是被那些吊在树上的人和土兵手中武器所震慑，不敢闯过关卡，在关卡前苦苦哀求那些土兵放他们过去。
不过，那些土兵丝毫不为所动，拎着刀枪面无表情地瞪着那些难民。
所谓土兵，指的是太平府当地土司衙门所辖的士兵，土司衙门所辖的百姓被称为土民。
而说到土司衙门，就不得不提及在大明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施行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起源于元朝，通过分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官职，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官制。
需要说明的是，土司的职位虽然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
依照《明史?土司序》记载，土司的承袭“须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以此来加强明廷对土司的管理，使得土司臣服于朝廷。
土司只有接受册封成为朝廷命官后，那么才正式取得了对土民统治的合法权。
而且，每当改朝换代时，土司都要向新天子朝贡表以示投诚和归顺，以换取新天子的册封，获得新的印信。
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
明朝沿袭了元朝的土司制度，并在土人中设立了文职和武职两种官职。
其中，武职由高到低为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安抚使、长官使和蛮夷使等等，隶兵部武选清吏司，归各地都司管辖。
文职从高到底为土知府、土知州和土知县等等，隶属吏部验封，各布政使司管辖。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宣慰使、宣抚使和安抚使等武职获得者能称之为土司。
而土知府、土知州和土知县等文职获得者不是土司，只是朝廷任命的一种由土人担任的世袭官员。
为了加强统治和控制，明朝还在重要的土司辖地内设置卫所，驻扎重兵，采用卫所和土司相结合的军事建制。
明代的宣慰使司衙门，也就俗称的土司衙门，设宣慰使一人，从三品；宣慰同知一人，正四品；宣慰副使一人，从四品；宣慰佥事一人，正五品。
宣抚使司衙门也属于土司衙门，设宣抚使一人，从四品，宣抚同知一人，正五品；宣抚副使一人，从五品；宣抚佥事一人，正六品。
无论宣慰使司衙门还是宣抚使司衙门，都俗称土司衙门，其中只有宣慰使和宣抚使由朝廷任命，其余的土官由宣慰使或者宣抚使自行任命。
除了土司衙门的土官外，土司还在自己的辖境内任命地方土官，其职务有总理、家政、舍把、旗长、亲将、总爷、洞长和寨长等职务。
通常来说，无论是土司衙门里的土官，还是地方土官，一般由土司的家族成员担任。
宣抚使和宣慰使定期朝贡，按年交纳定额赋税，称为差发，战时听供朝廷征调，依照朝廷下发的的征发令提供土兵参与作战。
原本，土司所领之兵只有守土之责，无事则荷末而耕，有事则修矛以战，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兵之费。
不过，随着土司制度的日趋完备以及与朝廷关系的密切，从明朝开始，土司所辖的土兵就成为了朝廷的重要兵源。
由于土司所处之地大多闭塞落后，故而土司的统治等级森严，其社会形式处于半奴隶社会半封建社会的境况，用严格的等级来确定权力和地位，尊卑之分鲜明。
例如：施行土司制度的地区，土地按照等级分配，土司占有肥田沃土，舍巳头人可分平地，土民只能在山坡上开一块“份地”。
在住房上，土司“纺柱雕梁，砖瓦鳞砌”；舍已头人“许竖梁柱，周以板壁”，土民则“叉木架屋，编竹为墙，皆不准盖瓦，如有盖瓦者，即‘治以潜越’治罪”。
因此，外界对此调侃道：只准家政骑马，不许百姓盖瓦。家政指的是土司任命的一种高级官员。
土司出巡时仪卫威严盛大，土民见之皆夹道拜伏，否则以谴责诛杀勿论也。
这意味着，土司在其辖区内有着无上权威，是握有生杀予夺的土皇帝，他们通常自称为本爵，土民称其为爵爷或者都爷。
由于土司所处的社会是半奴隶半封建社会，用士大夫的话来讲就是蛮荒未开化，故而土司通常对所辖的土民实行野蛮残酷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刑法有断首、宫刑、断指、割耳、挖眼和杖责等。
其实，在土司制度下，土司辖地内的土民与农奴无异，他们没有任何土地，所种之地都属于土司。
除了为土司提供繁重的无偿劳役和当土兵外，土民还要向土司缴纳或进贡各种实物，而这种封建农奴性质的制度，就是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
朝廷对土司的继承制度并没明确限制，基本上按照父死子袭，子死孙袭，代代相传。土司有子则长子袭，无子则弟或婿、妻以及侄辈都可袭。
土司承袭的年龄各朝也有所规定，明朝规定为十八岁，而清代改为了十五岁。
年幼不能承袭的土司，必须由本族土舍或母，能抚孤治事者护理。
大明弘治十四年时，明孝宗还规定土司职官的子弟，凡要承袭土职者，必须入学。不入学者不准承袭。
自此，各土司均办学设馆，请汉学儒师任教，并派子弟去外地学习。
由于关卡对面逃难的百姓太多，李云天等人不由得停了下来，一名太平城的官员随即将那些土兵的旗长喊过来问话。
李云天此时的身份是定南将军的护卫，不动声色地混杂在护卫们中间，当那名旗长向假定南将军禀告了事情的经过后，李云天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原来，太平府境内有一个归太平府管辖的太平宣抚司衙门，也就是土司衙门。
几天前，太平土司衙门接到太平府知府的命令，要他们阻止从交趾来的难民进入太平府地界。
太平府知府这样做也是无奈，自从柳升战败后已经有不少逃难的难民涌进了太平府，不仅难以安置，而且还造成了不少治安问题，因此唯有让太平土司衙门将他们堵在府界上。
接到了太平知府的命令后，太平土司衙门就派来了那名旗长，率领着土兵在山口设卡，阻止难民进入，对那些不听话的难民采取了武力手段，以儆效尤。
李云天的眉头微微皱着，他很清楚将难民堵在这里只是权宜之计，随着难民人数越来越多，难民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激动，要是有人趁乱擅动那些难民闹事的话，一场暴力冲突将不可避免。
因此，李云天呻吟了一下后，不动声色地向立在他身旁的一名中尉小声耳语了几句。
中尉闻言点了一下头，过了一会儿走向了那名假定南将军，俯身在他耳旁低语了一番。
说完后，假定南将军微微颔首，向那名中尉挥了一下手，那名中尉就和李云天等人走向了关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