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宗祥贵眼前的路有两条：要么等朱保国回来，然后在他的兴师问罪中干掉他，或者被他扫地出门；要么现在就跑路。
但是想到杀了前妻全家后，过了很长一段东躲西藏、猪狗不如的日子，宗祥贵就有些发愁。于是，他就选择了比较稳妥的方式：跑路。
既然是跑路，那就肯定得带上自己所有的个人物品。
毫无疑问，在宗祥贵眼里，胡月梅也是他的个人物品之一。
当年，他以将前妻杀害的方式宣告自己对前妻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永久所有权，现在，他要以私奔的方式，宣告他对朱保国的妻子胡月梅同样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永久所有权。
于是，宗祥贵不作任何思考，要胡月梅赶紧收拾东西，跟自己跑路，其言语神态，完全就将这当成了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时常遭受家暴的胡月梅，早就忍受不了朱保国的一身坏毛病，不止一次幻想过要离开丈夫重新生活。再则，和宗祥贵搞破鞋的事已经被邻居发现，就算自己恬不知耻地留下来，多半也逃不了要被丈夫打个半死。
犹豫片刻后，胡月梅便火速收拾好东西，跟着宗祥贵一起跑了。
她本想把10岁的儿子朱大伟也带走，但这样一来朱保国肯定会穷追不舍，再说跟着宗祥贵一起跑路，免不了要风餐露宿，带着朱大伟只会让他遭罪，还不如将他留在家里好吃好喝，还能和女儿有个照应。于是，胡月梅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时，距离祖宝山杀害前妻一家的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多，对祖宝山的追捕完全没有了当时的紧罗密布，这为祖宝山的再次逃亡提供了条件。
原本以为自己跳出火坑，在前方等待自己的会是幸福的二人世界，慢慢地胡月梅才发现屹立在自己前方的居然是一座火山，而她却已经跳进了满是岩浆的火山口，再也没有回头路。
起初，二人辗转多地，居无定所，生活条件很差。天为被、地为床，风餐露宿，吃了上顿没下顿是为常态。
最后，二人历尽千辛来到沿海某地栖身。
因为没钱，宗祥贵和胡月梅就睡在桥洞下，或者偷偷摸摸进入建筑工地，睡在还未竣工的楼房里。
为了糊口，胡月梅去车站给人擦鞋，宗祥贵则去当小工，干一天活，挣一天工资。
这种艰难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他们的故事警示我们，私奔之后要想过上没羞没躁的幸福生活，除非携带了巨款。所有的才子佳人私奔的故事中，在出发前，往往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收拾了一些金银细软。
更何况，这两人还不是才子佳人，最要命的是，他们当中还有一个杀人犯兼逃犯，而胡月梅却一直都不知道这一点。
直到90年代末，两人攒了一些钱，租了一个单间，对外宣称是夫妻，宗祥贵买了一辆三轮车，骑着车到处捡砖头卖，胡月梅擦皮鞋的生意越来越好，二人的生活才有所好转。
饱暖思淫欲。生活压力减轻以后，长时间以来被宗祥贵压抑在心底的种种恶习开始慢慢暴露。
这么多年过去了，对祖宝山的追捕似乎变得无人问津，这让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杀人犯兼逃犯的身份，甚至真把自己当成了子虚乌有的“宗祥贵”，也就慢慢地不再小心翼翼。
有吃有喝有住的生活更让宗祥贵不需要再将心思和精力都耗费在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上，转而让他有了追求更高精神享受的想法和行为。
什么是精神享受？当然就是让自己身心愉悦嘛，身心愉悦的最佳方式就是放飞自我，释放自己心底的欲望。
于是，餐餐都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是快意人生的标配；酒足饭饱之后，麻将、扑克牌必不可少。一天赚的还没有花的多，但是没关系，他可以找胡月梅要钱。胡月梅人都是他的，赚的钱自然也都是他的。
最让胡月梅抓狂的是，宗祥贵喜欢家暴的毛病也逐渐暴露无遗。当初，宗祥贵就是因为这个毛病才会导致前妻和他离婚。现在，他好了伤疤忘了痛，开始释放欲望，在胡月梅身上继续满足自己喜欢打女人的暴力嗜好。
弱小的女人在他的拳头下，就像是一只无助的小鸡，瑟瑟发抖的身体、充满惊吓的眼神、恐慌的尖叫，这种动静结合的画面总有一种特殊的美感，总让他充满快感，有一种征服一切的成就感。每每到了这样的时刻，他总会感觉自己是个成功人士，而不是个loser。
对于胡月梅来说，当初就是因为不堪忍受朱保国的家暴，才会跟着这个男人远走高飞，结果好日子还没开始，换来的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家暴虐待，这让她无比绝望，更无处可逃。
到了这一步，她哪里还有脸再回去找朱保国？
她也想过要逃去别的地方，但宗祥贵掌握了她的命门，并以此为要挟：“你要是敢跑，老子就去朱保国家，把你两个孩子都弄死。老子人一个命一条，没什么干不出来的，不信你就试试。”
胆小懦弱的胡月梅，哪敢拿一对子女的性命“试一试”。
故此，逃跑的念头也就只能在脑子里转一转，然后迅速熄灭。
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整整持续了10年，直到2009年，胡月梅在擦皮鞋时碰到了一个和朱保国同村的老乡，从老乡口里得到的一些消息让她悲喜交加，更让她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似乎能摆脱眼前悲惨命运的办法。
老乡告诉胡月梅，自从她离家出走后，两个孩子的生活就变得一塌糊涂。这和她当初没有把孩子带走，以为孩子们留在家里能免于奔波，过得更好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胡月梅出走后，丈夫朱保国险些崩溃，奔波辗转各地到处寻找妻子，根本顾不上照顾儿女。
朱保国一身的坏毛病，但对于胡月梅并非毫无感情，他只是没有找到和妻子相处相爱的正确方式，更没有弄明白身为一个丈夫和父亲应有的为人处世之道。换言之，他极可能还只是一个“巨婴”。
父亲不在家，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只能自力更生，自己学会烧饭煮菜。
偶尔，会有好心的邻居见孩子可怜，把他们喊去家里吃饭。
天冷的时候，姐弟二人只能穿着邻居送的旧衣物，熬过寒冬，到了寒暑假，也会外出寻找母亲。
几年过去，胡月梅始终杳无音讯。家里条件本就很一般，找人不但误工，更需要花钱。慢慢地，朱保国承担不起这样的经济负担，姐弟俩初中都没读完就辍学了，对胡月梅的寻找也被迫终止，一家三口不得不回归到眼前的生活。
姐弟二人中，姐姐早就结了婚，弟弟朱大伟早年跟着大人出去打工，去年也结了婚，现在这对年轻夫妻都在打工。
悲的是自己当年的离家出走，会让丈夫和两个孩子遭受这么多的磨难。
喜的是两个孩子都成了家，儿子朱大伟居然还和她就在同一座城市。
想到儿子原来就在自己身边，胡月梅忽然觉得内心充实不少，更在一瞬间觉得宗祥贵这个男人似乎也没那么可怕。父母是子女的支柱，子女何尝又不是父母的支柱。
于是，胡月梅决定和儿子朱大伟见面，甚至想和他一起生活。这不仅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天性使然，更是她对摆脱被宗祥贵家暴的尝试：在我儿子面前，你总不敢再打我了吧？
这个时候的胡月梅，首先想到的不是依靠儿子离开宗祥贵，而是妄图以儿子为“靠山”，吓止宗祥贵的暴力行为。常年遭受家暴，似乎让她变成了“习惯性受虐”，即：我受不了你，却又离不开你。
最终，通过老乡留下的电话号码，胡月梅联系上两个孩子，并邀请他们到她和宗祥贵组成的“家”里去过端午节。
姐弟二人喜极而泣。父母之间、母亲和宗祥贵之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屁事，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和这一场缺失了十几年的至亲团聚相比，那些屁事又算得了什么。
于是，姐弟二人瞒着父亲朱保国，带着各自的小家庭，高高兴兴地来到胡月梅身边，和她一起度过了一个十分圆满的端午节。
节后，姐姐一家人返回老家。
胡月梅见儿媳刚刚坐完月子，就提出和儿子儿媳一起住，帮他们照顾孩子。朱大伟夫妇求之不得，尤其是朱大伟，母亲的提议完全能填补他内心缺失的部分。
宗祥贵看了一眼朱大伟的媳妇儿，对胡月梅的提议也鼎力支持。
于是，朱大伟干脆就在宗祥贵和胡月梅租的小区里，另外租了一套房子，搬了进去，打工的地方也换到附近。
宗祥贵大概觉得自己应该算是朱大伟的继父，所以总在朱大伟面前摆出一副长辈的姿态，然后对他各种教育输出，理论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