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崇祯十一年似乎如同历史上的类似年份一样，虽然海外接连不断的传来捷报，然而关内北方地区的灾害却在逐年扩大之中，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也开始受到波及。历史上在这一年还有崇祯十二年的大旱之后，整个明朝的历史格局也开始走向了一个转折点。这一年萧轩不得不减免北方不少地方的农、商税收，并且投入了上千万两财政用于救灾，还向江东等地转移了不少人口，加上革命军主力和很多新编的动员部队已经调入中亚和欧陆就地获取给养，后方供应需求不及以前那样大，整个国内的天灾才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
与此相应的，财政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也因为天灾在某种程度上略略下降，从折合五六千万石米价降低到了折合四千万石头米价，加上之前数年的动荡带来的人口减少、宗族势力和利益集团清洗，这才让历史上原本的大灾之年似乎如同寻常年景一样的渡过。不出所料的，为了填补国内从文教选拔到工商扶植在内的的各种财政缺口，又不得不透支了两千多万两的债务乃至国库。
这一切似乎都让萧轩有一种感觉：在一个甲子的时间之内让整个东方迈入相当于十九世纪后期那样的工业文明时代是不是一个过于不切实际的目标？只有真正执掌一个国家乃至负责很多事情的时候才能深切的感受到尽管进步到晚明的东方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明还有多大的距离。
临近新年的时候，持续了很长时间都毫无突破进展的“路线图计划”终于传来了佳音，在中央学院附属第四工厂内连续一年多时间不计代价的测试和投入之下，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少东西方相关行业的骨干也投入到了中央学院附属工厂的建设，让很多领域都终于开始有了一些成果。特别是二百多年以来西方在水力与机械方面的技术积累在得到了大量专门用于研究与测试的人力和物力之后，在临近崇祯十二年新年的时候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水力织布机和珍妮机终于相继开发出来，相关团队技术人员到组织者都获得了总共价值二百万两银子上下的赏赐以及持续十年两分货物销售额分成的专利权。
萧轩似乎听说过蒸汽时代早期过度的专利保护制度对于推广的损害，因此也就以政府财政为基础同专利收益共同分担奖励成本，并且在专利费的规模和年限上也没有太过苛刻的要求。即便是诸如水力织布机与提高数倍效率的纺纱机这样的机械也不过是仅仅十年左右的专利收费，而且费用的规模也控制在了百分之二左右的层次上。
当然，这在很的程度上也是巨额的利益，让整个团队明显获得了超过了实验开发投入成本几倍之多的利益。在萧轩的组织与倡导之下，首先是英雄外城的一些商户首先在新机械领域方面推广开来。
原因也很简单，智商并不算差的一些人显然能够意识到：这些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机械固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带来更多的利益，可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让一些普通民众的利益难以为继。
似然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大致从一些刊物乃至新学书籍中了解到了萧轩在很多方面的大致思路，但终究还是有人大胆的利用一些公开在南京一带出版发行的刊物上公开进言道：“从造纸到印刷、从活字到高炉，从机械驱动的织布机到新式的纺纱机械，这些固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人力成本，给有产业的人乃至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然而，消费市场却是有限的，这些机械做为英雄外城乃至南京一带的专门工场的实验试点尚可，而如果大规模推广，必然带来民间织户的破产，是更有利于真正意义上的与民争利---这里的民还并非是富户或豪绅，乃至最底层的庶民百姓。。。”
自从没有内外朝乃至御史台乃至整个明朝以前的那一整套官僚体系，很多上情下达除了内部的奏报之外就是广泛出版的各种刊物了。这些刊物的销售对象有些是专门局限于中央庄园内部，也有些范围扩大到整个南京城乃至英雄外城，还有一些则是没有任何买方限制的。通过这些舆论之间的轮战交锋，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增强信息渠道乃至恢复外朝和御史台的作用。
虽然不少心怀不满的旧官僚与文人曾经数年以来遭遇到不少的整肃，但这些整肃总体而言同清代的文字狱却不在一个层次上，让很多人不敢以站在官方对立面的角度上冷朝热讽或者敌对对抗，却也逐渐接受了这一另一种上情下达乃至上下交流的方式。
很多时候，萧轩的回应因为担心自己的声音造成“一锤定音终止讨论”的效果，或者在一些讨论之中犯了错导致的尴尬，不少回应的人也是由暗中安排的中央学院的学生们来负责，从公开意义上说没有人知道哪些人是“御用喉舌”当然如果是稍有经验的人还是可以从一些发表者的署名和语气中大致了解什么样儿的讨论或论战恢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圣意。
不过这一次，却似乎很难判断相关的回应究竟哪些是出于圣意了。
有人回应到“当年乃至现在不少地方北方一代旱灾蝗灾，赤地千里，人民到了自身存活面临严重危机的地步。当年不少旧豪强们在民间巧取豪夺，乃至迫使人们在饥荒边缘挣扎，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仁，仅仅是买卖经营上的问题，如果真的因为本钱弱小又不原因引入新的机械转变生产方式，那么被淘汰也是理所应当。仅仅是没有工做或者在市场竞争中失利还可以去讨饭或者回家种地，或者另寻其他营生。为了迎合而迎合，最终也只会阻碍技术的推广与进步。。。”